由于76号特务活动疯狂扩张，人事增多，接着又增添了四个处，发展到八处四室。
增加的四个处为：机要处，处长傅也文，副处长钱新民；总务处，处长叶耀先，副处长孙时霖；情报处，处长唐克明，副处长王道生；电务处，处长晋辉，副处长先后有余玠、这人还先后担任过无线电侦察总台台长。
蒲素现在的“军统上级”陈功书，将要给蒲素安排的位置极有可能就是机要处。如果不是这里，就只能是情报处，也只有这两个部门跟他的翻译身份最为对口。
四室则为：督察室，主任杨杰、，副主任王佩文；专员室，主任沈信一，副主任季庆仁；审讯室，主任汪瀚章、；化验室，主任姚任年，副主任岳光烈。
此外，76号还设有修械所、看守所、招待所、警官训练班、警犬训练班、女特务训练班等附属机构。
这些看似繁缛的部门之间，其实内部分工十分明确，都有着相对应的具体职能：
第一处，处长万里浪，主要负责对付军统。
第二处，处长胡均鹤，负责对付中统；内部附设CP股对付共产党和新四军。
第三处，处长张劲庐，对付忠义救国军。
第四处，处长潘达，对付租界。
机要处，处长傅也文，亦是李土群的妹夫，管人事、文书、档案、收发等。
总务处，处长叶耀先，他是李土群的小舅子，管事务、财务、会计。
电务处，处长晋辉，他是被俘军统电台负责人，管电台、电报收发。
情报处，处长唐惠民，管情报收集、编审、指导。
……
起先，对于76号的成立，各方面都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事实上没用多久，这帮由散兵游勇以及变节分子组成的特务机构就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上海租界内外人民都积极抗日。除了少部分是军统、中统以及中共的职业抗日分子，其他百姓也可以说个个都业余抗日。
当时的社会舆论，全上海的报纸都把矛头指向汪未经。没有一张报纸、一家舆论对他的卖国行为表示理解和支持，统统都是口诛笔伐，让他狼狈不堪。
而且汪未经那边吸收的行动人员只要到了租界，往往很快就丢了性命。各个行动队和锄奸团起初的刺杀行动非常活跃。
于是汪未经那边后续在展开行动时，就非常看重76号的枪手，对异几的人，就是用一个“杀”字。
那段时期，上海天天有暗杀事件，有时候一天数起，首当其冲的暗杀地区就是租界。双方都在租界内极尽所能的绞杀对方。
只是随着国民政府在正面战场上失利，留在上海进行破坏的抗日组织，也只能转为地下。
有着日本占领军支持的特务机关76号，必然在这个过程中占据上风。
另外租界当局在其辖区内发生暗杀事件后，也不可避免要遭受日本军方的讥难和追责。
日方会勒令租界交出凶手，限定日期破案。否则就威胁他们，将派遣兵力入驻租界以保护自身权益……
作为东亚新兴军事帝国的日本，此时面对英美法这些老牌世界列强，因为军事上连战连胜，展示出了无比的自信。在上海，时刻对租界施加着强大压力。
此前在郊区被76号枪毙的潜伏组组长何国度，就是公共租界迫于压力交出去的。
更令国民政府愤怒的是，为了自保，公共租界还曾经在外白渡桥上，把刺杀日本人后在租界落网的军统行动组队员，引渡给日本军方。
相比之下，法租界自从成立始和公共租界相比，就更加独立。加上界域不和虹口接壤，中间有公共租界缓冲，情况好了很多。
……
晚上蒲素和老任见面时，老任说他接到了一个护卫请求。
这时的76号一方面开出上百人的黑名单，一方面派人利诱黑名单上的人。
其中有不少胆怯的上了钩，或者是避到内地去，不上钩的人就在枪杀之列。
还有许多被76号暗杀的人，根本不是党政军界的人员，仅仅是报社里的记者。上海报纸的立场，始终站在反日反汪的态度上。只不过大的报社有报格，有些态度的表达就不是那么过瘾。
到是几份下午四点以后出版的晚报，里面的新闻，不光标题刺激，而且内容辛辣，上海因此还创出了一句俗语：“夜饭吃饱，快买夜报。”
在汪未经紧锣密鼓准备登场的时期，各报纸对汪派人物攻击的非常厉害，抖落出了很多丑闻，所以汪未经那边就恨之入骨。
76号里的“神枪手”成了伪政府的开路先锋。他们起初的暗杀对象，是以国民党内没有撤退的人员为对象。只是最近开始，枪口就指向了新闻界的人物。
汪未经手下这帮特务，手段实在也算的上灵活。黑名单列出来并不保密，而是直接派给名单上的人看，目的自然是让他们自己衡量。
所以这份名单传播的很快，包括一些报馆都在名单上。于是大家都提高警惕，在报馆门口构筑防卫，堆上沙袋，深沟高垒，有的还装上大铁门和铁丝网，如临大敌，日夜派人看守。
只不过这种防卫，就算防的了报馆的安全，那些新闻记者却是保护不了的。哪怕这些新闻记者带着铺盖睡在报馆里，他们的家眷也早被76号调查的清清楚楚，所以76号的这份名单，对各界的心理震慑非常大。
老任在法租界是有点名气的。平时为人虽然不跋扈，却也算的是招摇，尤其喜欢要个面子。所以几家报馆托到他这里，请求租界巡捕是不是能加强安保防卫。
法租界公董局这时候已经自身难保，这样的浑水自然不愿趟。
而且理由上也讲得通。他们表示如果在法租界上发生了案子，他们必然追查到底，但是事前保护属于无稽之谈，巡捕房没有这样的服务。
巡捕房这里虽没了办法。但那些新闻业者知道老任和白俄有些交情，于是便退而求其次，想让老任出面找一些白俄充当保镖，给他们提供保护。
老任说完之后，蒲素想了想，问他都有哪些报馆。
他很清楚，对于抗日事业来说，一张报纸的威力不比一只军队要差了多少。
报纸上的政治观点和态度很大程度上可以左右民意。民众对待抗战的态度是消极还是积极，报社的影响非常重大。
沦陷区以及租界内数百万民众，大多数都只能在报纸上了解局势。
如果向老任发起求助的确实都是些进步报馆，他觉得自己不能袖手旁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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