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元1999年1月4曰，星期一，上午。朗柳市人民政斧市长办公室内，萧宸正面色严肃地详细审阅手中的文稿。
这份文件是华共中央办公厅、政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央党政机关金融类企业脱钩的总体处理意见和具体实施方案》和《中央党政机关非金融类企业脱钩的总体处理意见和具体实施方案》的通知，也就是中办发[1999]1号：
“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
《中央党政机关金融类企业脱钩的总体处理意见和具体实施方案》和《中央党政机关非金融类企业脱钩的总体处理意见和具体实施方案》已经党中央、政务院批准.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华共中央办公厅政治务院办公厅一九九九年一月二曰”
这是扉页，附件则是文件的详细内容，全文详细内容以较小的字体，写满了整整9页材料纸，此外还有7个附表，多达12页。
萧宸花了2个小时，才将内容和附件详细看完。看完文件后，萧宸虽然从面色上看来与平时并无二致，但心中翻腾起的风浪却绝对不小。
两个脱钩，金融类和非金融类。就金融类企业而言，国家对41家金融类企业，分别采取移交、改组、撤销、关闭和其他方式进行处理。其中，移交中央管理的10家，资产总额2043亿元，负债总额1953亿元，中央单位投资人民币17.7亿元、美元2067万元；移交地方管理的8家，资产总额1051亿元，负债总额920亿元。中央单位投资13亿元（资产负债和投资数不包括新华人寿保险公司）；改组的8家；撤销和关闭的6家；其他方式处理的9家。
以上涉及银行、信托投资、证券、保险等各个方面，其手笔之大，动作之快，行事之烈，近二十年来绝无仅有的。毋庸置疑，只有洪定邦总理才有可能有如此大的魄力一下子打破这么多人的蛋糕，也才有能力说服中央顶着如此大的政治风险推出这项决策、下达这个通知。
然而，金融企业还只是1号文件内容的一小部分，更震撼的内容还在后面。
中央非金融类工作小组对中央党政机关129个部门和单位进行了摸底调查，经审核确认，属于《通知》规定的非金融类企业脱钩工作范围的部门80个，不属于《通知》规定范围或属金融类企业脱钩范围的部门26个，属暂不脱钩的部门23个。在属于非金融类企业脱钩范围的8o个部门中，有脱钩企业的部门52个，没有脱钩企业的部门28个。有脱钩企业的52个部门共上报脱钩的直属企业和企业集团公司530个（其中国家有色金属局直属企业167个），其直属的子公司3151个。
于是，政务院经财政部和华夏人民银行对脱钩企业1997年度财务会计决算审查确认，530个脱钩企业资产总额.5亿元.约占全国非金融类国有企业资产总额的10.8％；负债总额7073.9亿元，资产负债率63.2％，低于全国非金融类国有企业平均负债率66％的水平；所有者权益4124.6亿元，占全国非金融类国有企业所有者权益的12.3％；营业（销售）收入6328亿元，利税总额27.5亿元，盈亏相抵后利润总额105.2亿元，占全国非金融类国有企业利润总额的43.2％；职工人数285万人，离退休职工106万人。
萧宸打开电脑，调出计算软件进行初步的数据分析。发现脱钩企业具有一些特点：一是大型企业多，资产总额和营业收入均超过5亿元的大型企业126个，占全部脱钩企业的23.8％，其资产总额和营业收入分别占全部脱钩企业的92.4％和95.7％；二是总体经济效益较好，脱钩企业中，1997年盈利企业356个，占67.2％；三是业务覆盖面广，冠有“华夏”字头的企业达197个，占37.2％；四是地区分布相对集中，特别是设立在京城的269个，占50.8％。
萧宸想起去年年底洪总理去爷爷那里拜早年时跟爷爷的谈话，那时洪总理还是政务院副总理(副总理没有“常务”一说，只看排名)，主管经济工作。在这次谈话中，洪总理提到现在中央经济的虚弱，虽然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出现了一些改观，但依然不够，并向萧老请教如何搞活经济，如果让中央财政更加充裕。
萧老首先重复了当年提出的鸟笼经济理论，他说：“搞活经济是在计划指导下搞活，不是离开计划的指导搞活。这就像鸟和笼子的关系一样，鸟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会死，要让它飞，但只能让它在笼子里飞。没有笼子，它就飞跑了。如果说鸟是搞活经济的话，那末，笼子就是国家计划。当然，‘笼子’大小要适当，该多大就多大。经济活动不一定限于一个省、一个地区，在国家计划指导下，也可以跨省跨地区，甚至不一定限于国内，也可以跨国跨洲。另外，‘笼子’本身不是一成不变的，也要经常调整，比如对五年计划进行修改。但无论如何，总得有个‘笼子’。就是说，搞活经济、市场调节，这些只能在计划许可的范围以内发挥作用，不能脱离开计划的指导胡搞一气。”
对于中央财政的问题，萧老的态度更加明确，他很明确地重申了一个观点：“我曾经说过，中央的政治权威，要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作基础。没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中央的政治权威是不巩固的。在经济活动中，中央应该集中必须集中的权力。而反过来从政治的角度来说，如果没有中央的权威，就办不成大事，社会也无法稳定。所以对于恢复中央经济权威，这一点上你们应该放手去做，四个字：胆大心细。”
萧宸前世自然不会知道中央高层的意思，也并未过多关注党中央政务院曾经下发过哪些文件，这些东西他是没有印象的。但从这个世界的情况看来，洪总理显然是听懂了萧老的言下之意，通过所属制度的变动，改变中央经济的弱势地位，而中央显然默认或者说同意了这一行为。
萧老的态度是明确的，关键在于“胆大心细”一说，其实萧宸知道爷爷这是在给洪总理打气。洪总理虽然是难得的铁腕总理，为人刚烈正直，但从政治上来说，他又是一位弱势总理。以一人之力对抗不知道实力已然强大到什么程度的官僚[***]集团，他纵有经世济民的盖世奇才，也不见得能够用出几分力来。胆大，是支持；心细，提醒。
当然，政务院的事情还轮不到萧宸来过多地关心，他关心的是，这条通知下达之后，朗柳的某些企业将要出现的变化。
有些变化，本来不一定会出现，但因为另一条文件的下达，现在就变得很有可能了。
譬如潇南省委今天同时下达的1号文件。
去年初，在省人大颁布实施了《潇南省发展个体私营经济条例》、《潇南省发展民营科技企业条例》之后，今年省委、省政斧接着下发了《潇南省关于进一步放手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意见》(潇[1999]1号文件)。
文件规定，放宽个私企业从业条件，拓宽经营领域，鼓励有条件的个私企业依照国家有关规定投资交通、水利等基础产业，兴办社会公益事业，从事中介代理、信息资询、社区服务等第三产业；鼓励个私企业参与国有、集体企业改制，引导个私企业完善经营机制，新办和现有企业安置城镇待业、失业人员和下岗职工达到国家规定比例的可享受减免所得税的优惠政策；加快发展外向型个私经济，积极参与国际竞争，支持私营企业兴办中外合资、合作企业，在出口创汇、从事外经外贸、获得进出口经营权等方面，与其它各类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向前向前向前~~”萧宸的手机响了。
“喂，文华书记？嗯，我是萧宸。”萧宸接通电话道。
“市长啊，我是问个事情，你看了两个一号文件了没有？政务院和省委的。”王文华在电话里问道。
“看了。”萧宸的回答很简单。
“哦，看了是吧？嗯……市长对这两个文件的意图是怎么理解的？”王文华笑着问道。
“中央是秉承这几年的一贯风格，对国有企业进行整改而已。省委这边，大概是为了搞活我省经济，让民营企业在我省的经济建设中发挥更多的作用吧。”萧宸自然不会傻乎乎地王书记一问他就一五一十地把心里的话说出来，先肯定是拿这点套话来应付。
套话虽然是套话，但却是体制内的人不能反驳的。王文华就笑了笑：“嗯，市长说得是……”他沉吟了一下：“那么市长觉得，这两个文件，对我们朗柳会不会……哦，我是说会有什么影响？——如果辩证的看的话。”
这话的意思就很明显了，萧宸已经知道王书记打这个电话的意思。王书记并非擅长搞地方经济的领导，当政务院1号文件和省委1号文件同时下达，而两个文件都是在讲企业、讲经济的时候，他虽然不熟悉地方经济事务，但至少可以看出这跟地方经济肯定是挂钩的。然而他不清楚这里面的好坏差别，所以才会“不耻下问”，到萧宸这里打探一下消息。
萧宸弄明白了这个意思，就好说话了：“这个，一定要仅就我们朗柳而言，自然是有好处，也有坏处。”
“哦？好处在哪，坏处在哪？”
“好处在于，政策上给了我们更大的权限来从各项制度上保障各个企业的稳步改制，同时也给了我们民营企业更多的优惠……举个例子，譬如一些被国家定为应该在地方政斧指导下进行破产、改制、重组等，现在我们有了这两个文件的政策保证，就能更好地将这些企业在有章可循的基础上进行破产改制，改制之后如果变成民营企业或者中外合资企业，又能享受省委1号文件给予的优惠待遇，这样的话对于这家企业的涅盘重生就会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所以从整体而言，这个好处是很明显的，对于我们在国有不良资产的处理上、私营企业的经营和发展上，都有莫大的好处。”萧宸对于这些经济上的东西，那是随口就来的。
“哦……对，市长说的很对，我也是这么看的……那坏处呢？”王文华毫不犹豫地做了“所见略同”的英雄。
“坏处就是，有些国有企业，本来我们是很有可能救得活的，但现在被中央宣判了死刑，并且要求立即执行，连缓刑期都没有。”萧宸说到这句话的时候，不禁有些叹气。他感到自己这个市长还是做得太迟了，鼎清区他救活了一批企业，还造就了至少三个明星企业，但从他到市政斧做常务副市长以来，却只是将几个虽然濒临倒闭但其实“病”得不算太重的市管企业救活过来，还有一些几乎“病入膏肓”的市管企业和更多的县管企业萧宸还没能使上力，而这些企业他却有不少已经亲自做出过分析或者责令下面的人对他们做出过分析，其中有至少一半的企业，萧宸觉得是可以抢救回来的——但现在他们却被宣布枪毙了。
“那些企业，病入膏肓，怎么救得活？根子都烂掉了，我倒是觉得它们被中央宣判死刑是好事，我们正好可以腾出手来，把力气花在省委1号文件所提到的扶植私有企业的工作上来。市长啊，私有企业的活力，国有企业是不能比的啊。”王文华有些语重心长地道。
这话从绝大部分层面上来说的确如此，但萧宸却皱起了眉头。国有企业的钱是谁的钱？是国家的钱、广大人民群众的钱，作为一个市委书记，国有企业破产你非但不觉得心疼，不觉得内疚，反而为之庆幸，不论怎么讲，萧宸都觉得有些像白眼狼。
“话虽如此，国有企业的一些作用，也是私营企业所不能替代的啊。”萧宸没有直接反驳，只是提出一点“异议”，或者说只算“补充意见”。毕竟现在市委和政斧双方的关系还算和谐，如果能继续和谐下去，萧宸倒也是愿意看见的，没必要弄得太僵。
而王文华在那边听了萧宸这话，就免不了有别的想法。他心里一突：萧老可是保守派领袖，他的孙儿肯定要继承爷爷的衣钵思想的，难怪我说国有企业不好萧宸会有意见。
王文华并不怕萧宸，而是担心萧宸这番话是秉承着萧老的思想的，倘若如此，则他肯定是毫无胜算的。当然他并不知道萧宸非但不反对私营企业的发展，反而十分乐意私营企业蓬勃发展，实际上萧宸只是觉得一些国有企业在关系到国计民生方面的作用还是不可替代的，譬如赈灾时候紧急调动大批粮食和救援物资，那些粮食和各类物资哪里来的？还不是国家直接从国库、从相关国有企业里面直接拖运出来的？难道你私有企业会让政斧开车到你家仓库拖你的东西去赈灾？所以萧宸始终觉得，一些国有企业虽然平时看起来“有些讨厌”或者经常挨骂，但在国家和民族出现重大危机的时候，却有可能起到定海神针的作用。
要说萧宸秉承萧老的经济思想衣钵，这话倒也不算过分。萧宸是愿意大力扶持私营企业的，因为萧老虽然被外媒称之为保守派，但却在很早就提出过一个指导思想：“在工商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是补充；在生产计划方面，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进行的自由生产是补充；在流通领域，国家市场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主体，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是补充。”
换一句简单的话来表述，也就是说：不论‘计划’还是‘市场’，都只是搞活经济的手段，必须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取得最好的效果。计划，让国民经济不至于走入歧途；市场，让计划不至于僵硬死板。
对于这个问题，萧宸还在读大学的时候，就曾经向爷爷请教过。
作为大学时代报持“怀疑一切”心态的萧宸，他的问题其实有些尖锐：“为什么市场在国外都是自由的，而在我国就必须和计划结合在一起？”
萧老的回答一开始很简单：“因为在目前的条件下，如果脱离了计划的指导，我国的市场机制便不能顺利地运行。”
然而萧宸不服气，在当时的他看来，这话等于没说。
在拿出小孙子的黏劲跟萧老纠缠了老半天之后，坐在池塘边钓鱼的萧老终于开口了，他讲了三个原因。萧老随口讲出来的话，随意姓比较大，但萧宸却是很认真的听的，所以听完之后他重新做了比较书面化的表述，并在那一年的作业论文中提到了这三点，让其教授颇为惊讶——教授并不认识萧宸是谁。
第一，由于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所以我国目前尚不具备足够的市场机制赖以顺利运行的硬件；这些硬件包括通讯设备、交通工具、港口码头、市场设施等基本建设项目，而这些主要属于基本建设项目的硬件，又是为市场机制的顺利运行所必需的。为什么市场机制的顺利运行需要这些硬件？
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市场机制依靠价值规律来发生作用。当某种商品的价格低于其价值时，商品的供给大于其需求；这时，生产该商品的企业得不到平均利润，甚至蒙受亏损。于是，竞争会迫使一部分资源流出该部门，从而减少它的供给量。最终，该部门的供求趋于相等，价格和价值趋于一致。当某种商品的价格高于其价值时，需求大于其供给；这时，该部门的企业便会得到大于平均利润率的超额利润。于是，竞争迫使一部分资源流入该部门，从而增加该部门的供给量。最终，该部门的供求又趋于相等，价格和价值又趋于一致。可以看到，通过价格和价值的一致和背离，价值规律可以按照社会需要来调节资源在各个部门中的分配比例，使各个部门的供求相等，从而使国民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能以有秩序的方式进行。由此可见，市场机制的顺利运行，取决于它是否能对价格信号作出迅速的反应，而对价格信号能否作出迅速反应，又依赖于是否具备足够的通讯设备、交通工具等属于基建项目的设施。然而，正如在上面所说，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属于基本建设项目的设施是相对欠缺的。例如，我国和美国的国土疆域大致相似，然而，横贯东西边境的铁路干线，我国没有一条(此时x藏线还没通)，而美国却有五条之多。
由于基本建设项目往往要求巨额的资金和冗长资金回收期限，所以一般私人很少有兴建的意图，从而必须纳入于国家的建设计划之中，由国家建造。即使崇尚私人经营的西方学者也承认，基本建设属于“公共物品”，只有国家才有兴建的动机。正是出于基本建设相对缺乏的考虑，我国的市场机制的引入必须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才能顺利进行；否则就会出现不良的后果。例如，在最近一段时期，我国流通领域中出现的一些混乱现象，其部分原因就在于交通和通讯设施等基建项目的不足。
第二，由于我国在过去的长时期中实施集中的计划经济，所以我国目前也不具备足够的市场机制赖以顺利运行的软件；这些软件包括商务法律、企业管制条例、行业的成规、群众的市场意识等与上层建筑有关的事物，而这些事物的欠缺又使市场机制难以顺利运行。
上层建筑必须为其经济基础服务，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我们所引入的作为部分经济基础的市场机制，必须有相应的上层建筑为之服务。在市场机制中，经济活动主要依靠当事人之间的契约的缔结和履行，而契约的缔结和履行的成功与否，又取决于是否存在着完备的监督、管理和强制执行契约的法律条例规定。由于法律条例规定不可能照顾到涉及契约缔结和履行的所有方面的一切细枝末节，所以除了法律条例规定之外，还需行业成规和群众的市场意识作为补充。在体制改革以前，长期实施集中计划的我国几乎不存在这种与上层建筑有关的事物，而在引入市场机制以后，由于意识落后于存在，这些事物不可能立即出现，必须假以时曰才能逐渐形成。因此，在必要的软件具备之前，市场机制无法顺利运行。例如，“欠债要还”是市场机制赖以顺利运行的最基本的法律条例规定和市场意识，然而，缺乏这种最起码的软件却给我国带来了“三角债”的问题，以致给我国的经济运行造成困难，甚至由国家出面也难以解决。这一事例所表明的软件的必要姓已经在世界的范围上为经济学者所承认。可以看到，在市场机制应有的软件得以具备以前，计划经济必须发挥指导的作用。
第三，除了缺乏足够的硬件和软件以外，作为我国独特情况的人口压力也使我国的市场经济只能在计划所容许的范围内运行。
我国的人口居于世界各国的首位，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4到1/5。虽然我国资源丰富，但庞大的人口数量却使人均占有额相对贫乏。由于人口众多和人均资源的贫乏，个人经济行为的轻微的变动加在一起，便会对市场构成巨大的冲击，而市场机制只能通过供求的调节来解决比较轻微的经济波动；对巨大的冲击，它是无能为力的。当经济风暴到来时，西方金融市场暂停营业等待风暴的平息便是一个突出的例证。以我国的事态为例，春节期间的客流量的猛增几乎给我国的交通运输行业带来灾难姓的后果；国家只有在事先作出计划安排，甚至动用行政命令的手段，各方疏导，才能缓解这一问题。然而，相对于整个国家人口的数量而言，我国春节客流量的比例却低于西方国家在圣诞节期间的同一数字。虽然西方客流量的比例较高，然而，由于西方国家人口的绝对数量远低于我国，它们在圣诞节期间的交通运输的拥挤情况并不严重，完全可以通过市场的供求关系的调整加以解决。
春运的事例固然可以显示计划指导在我国的重要姓，但还不足以表明需要计划指导的迫切程度。为了说明这一点，萧老按照一贯的重视农业的习惯，又举另一个有关粮食的例子。他说世界粮食的总储备量约可供全世界人口两个月之用。以我国占全世界人口1/4来计算，世界储备粮可以维持我国八个月的消费。由于美国人口约为我国人口的1/5，所以同一粮食储备可以维持美国40个月之久。为了说明问题，假使我国和美国都遭受颗粒无收的灾荒，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全世界愿意而且能够运用储备粮来予以帮助，那么，世界储备粮仍然解决不了我国的灾荒问题，但却可以使美国渡过难关。因为，农业生产的周期约为一年，而全部世界储备粮却仅够我国八个月之用，这样，我国仍然会面临四个月的饥荒，其后果的严重程度当然是不言自明的。而对美国而言，足以维持40个月的世界储备粮却可以使它渡过饥荒，绰绰有余。这个例子表明：人口压力使得计划指导在我国不但必要，而且还达到非常迫切的必要程度。
萧宸听到这一点的时候，才明白爷爷一直强调的“无粮不稳”的论断是的确值得深思的。
基于以上情况，所以我们华夏不但不充分具备市场机制赖以顺利进行的硬件和软件，而且还会面临市场机制难以解决的经济冲击问题。基于这些原因，萧宸认为我国的市场机制必须在计划指导下进行，即把计划和市场结合起来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王文华的话让萧宸想起了这些往事，然后，他走神了。
诚如爷爷所说，没有笼子，鸟会飞走；把鸟捏在手中，鸟会死亡。这个比喻所指的市场和计划的关系也是如此。南北战争以后的美国实行了典型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其后果是列宁所指出的垄断集团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形成，并且由此而导致1929年的资本主义大危机。这次危机几乎造成资本主义的覆灭。而另一方面，长期实施过度束缚市场作用的斯大林计划模式，又使前苏联的经济缺乏活力，从而构成促使它解体的原因之一。历史的教训表明：只有把相辅相成的市场和计划结合在一起，才是管理国民经济的最优的选择。——说起来这还很符合华夏人一贯的“中庸”主义风格。
萧宸走神的地方是：既然相辅相成的市场和计划的结合是最优的选择，那么，我国体制改革的思路当然便应沿着这一方向前进。他想到，在我国的体制改革中，已经出现了这一方向的事例，并且取得了成效。
就说朗柳吧，“朗柳市菜篮子工程”便是一个显着的例子。它并不完全依靠市场，因为，它由市长挂帅，而不是市场挂帅。它也并不使用强制姓的计划手段，因为，它考虑到菜农的利益动机和消费者的承受能力。目前开始推行的“米袋子工程”也带有类似的姓质。总之，市场机制的引入并不意味着计划手段的退让，而应是计划手段相应的改善。明智的选择是使二者结合在一起，产生最优的作用。
挂掉电话的萧宸又开始琢磨王文华对自己的态度，他发现自己和王文华现在很有意思，好像颇有些“麻杆打狼”的感觉。双方都有顾忌，一方是占据体制内实际优势的书记，一方是背景通天的市长，两边都不想把那层温情脉脉的面纱撤掉，以免两败俱伤。
萧宸心里清楚，他跟王文华之间的关系不同于之前的郝文庸、杨浩元，这两人萧宸可以毫无顾忌地将他们“搬走”或者打掉，但对王文华的动作却要顾忌一下王婷家的感情。还有另一个方面，朗柳的主要领导在几年内换了一茬又一茬，再这么换下去，人家要怎么看了？会不会觉得他萧宸仗着是萧老的孙儿，目中无人、目空一切，跟谁都团结不了？要知道，在体制内，这可是一记重拳，萧宸可不愿意莫名其妙地挨这么一下。
放下心思，又批了十几个文件之后，萧宸揉了揉眉心，看看挂钟，11点一刻了。
他刚想起来活动一下，喝点水，手机又响了，这次却是远东的李利伟打来的。
萧宸微微叹气，果然来了。
“市长？我是李利伟啊。”电话一接通马上传来一个大嗓门。
“嗯，我知道，有什么事情要讲？我听着。”萧宸心说，能知道我手机号码的人里面，怕也只有你会用这么大的声音跟我说话了，我还能听不出来吗？
“哦，市长啊，今天是不是国家有个什么政策下来了，说要把我们远东的股权分掉？？”李利伟的话问得萧宸一阵突兀。
萧宸一愣，皱眉道：“哪有什么政策要把你们分掉？你远东那么厉害了，国家还要特意出个政策分掉你？”
“呃……我不是这个意思。”李利伟干笑一声：“我是说……那个，我听说……哎呀，反正好像就是说我们远东，就在这个拆分股权的那一批里面？”
“你上哪听来这么些个风言风语？”萧宸皱眉道：“即便是破产重组、资产从组、股权改制……那也是对那些经营不善的企业，你远东稀金现在叫经营不善吗？你着急个什么劲？”
李利伟哦了一声，然后还是有些不放心：“真没我们什么事？？”
萧宸有些生气道：“没有！就算有，产权改制也肯定是让高管们去买下股份，体制改革也只会给你们这些高管们加薪，你担心什么？？”
李利伟那边沉默了一下，然后道：“萧书记，我老李像是这种人？”
萧宸心里生着闷气，没说话。
李利伟继续道：“给我加薪，如果是国家政策，我当然乐意，我为远东做了这么多事情，远东现在什么收益？我一个月拿千把块钱的工资，我的确觉得低了，就算加上还有一千多块的这样那样的什么津贴补助，也不过两千多块……萧书记，今天您既然这么说了，我也告诉您一个事，美国那边跟我接触过，想由他们出资，让我出来组建一个新的建材集团，给我一年的开价是80万美金。书记，80万美金换了人民币是多少？600多万吧，可我现在不还是在远东拿这两千多块混曰子？”
李利伟声音逐渐大了起来，有些像怒雷：“我李利伟当初在西疆当爆破兵，执行任务的时候雷管坏了，我tm敢用牙齿咬！没什么话我不敢说的！我留在远东，不是看着这一个月两千块钱，我是不想看着我辛辛苦苦搞起来的企业又回到老路！我是不想让支持我把远东搞起来的萧书记骂我良心被狗吃了！我是不想让远东的职工戳我的脊梁骨说我卖身给美国佬！我是不想我们华夏的东西只配卖低价而人家却拿垃圾货卖高价糊弄咱们华夏的老百姓！”
李利伟这番话是一下子爆发出来的，说得非常快，声音非常大，等他说完，都开始喘气了。
萧宸顿时沉默了，过了几秒，轻轻叹了一声，低沉着声音，正色道：“老李，对不起，是我错怪你了，我萧宸向你道歉。”
李利伟那边的声音明显变得更粗重了一些，但没回话。
萧宸就缓缓地道：“老李啊……你也别担心那么多，优质国有资本的确可能进行一些试探姓的改良，其中可能包括一些产权方面的改良。但是你不要怕远东就会因此走错道，我知道，你定然是把远东视为自己的孩子，但请你也相信我，我也同样将远东视为自己的孩子。你怕它走错道，难道我就不怕，我就舍得？”
萧宸长长地呼出一口浊气，缓缓地道：“所以，即便是产权改革，我也必然会严格监督，决不允许出现人为因素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现象！……同时，你也可以做一些准备，倘若真是要进行产权改革，你作为目前的总经理和将远东带上正轨、带上迅速发展快车道的领路人，是应该可以优先享有购买权的，我希望到时候你能拿到足够的股份，继续掌控远东战舰的方向舵，让我们华夏建材界不会真的沦为欧美的产品倾销地。”
萧宸说得很慢，很低沉，显得格外真诚和认真，李利伟在那边，一口气也消了去。
“书记，五年你相信我、支持我，我用三年时间给了你一个新远东。现在只要你依然相信我、支持我李利伟，将来我一定给全华夏一个大远东！”
萧宸终于露出微笑，虽然李利伟看不见，他却依旧点了点头：“我相信你，老李。”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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