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扶桑行省（七）
史称“双国舅案”告一段落，时间也已经走到了崇祯十五年底。
这一年朱影龙最担心的就是历史上的黄河在这一年决堤，不过幸运的是它并没有如期的发生，因为这些年，朝廷治黄的力度是越来越大，原先规定3年一小挑，5年一大挑，定期疏浚。但至万历以后，黄河水利就无法维持了，导致河床淤积越来越厚，河堤经常决口，造成了严重损失。
自朱影龙登基以来，就一直注重全国的水利工作，因为水利关乎着老百姓息息相关的农业，没有粮食，百姓就会挨饿，饥饿会导致什么，这个问题恐怕有点脑子的人都会明白，明末农民为什么会起义？这就是一个“饿”字，没有吃的，就只能去偷，去抢，这是他们活下去的唯一办法，而水利不仅关乎粮食的生产，也关系着百姓的生命，黄河虽然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但是这条养育了几千年中华儿女的奔腾不息的河流却每每都会给她的孩子带来灭顶之灾，那是因为她的孩子不争气，要惩罚她们，所以朱影龙一上台就决定要好好的安抚这位伟大母亲的脾气，让她和和顺顺的继续哺乳抚养她的孩子！
朱影龙挑选了水利专家袁应泰做了这水利部的尚书，这位水利专家本来应该死在了辽东战场之上，不过最终侥幸还是活了下来，具体因由朱影龙自己也搞不清楚，因为朱影龙来到这个时空的时候，他应该早死了，但是他却没有死，这就非他所能知道了，他这一翅膀，蝴蝶效应居然还能影响到过去，真有些不可思议！
朱影龙提出了“治黄保运”的指导思想和“将河道运道一体，彻首位而合治之”的治黄方针，治河必须从全局和长远的利益出发，切忌目光短浅，就事论事，不从根本上治理。如果“今不为一劳永逸之计”，而是东决东堵、西决西堵，不仅“年年筑塞、年年溃败”，更贻误时机、劳民伤财。他提出，不治黄患而确保运道畅通是不可能的，只有“治黄”，才能“保运”，袁应泰将这种河、运一体综合治理的理论和实践，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袁应泰学有所长，上任之后如鱼得水，在治河过程中，坚持“因势利导”原则，勇于开拓，大胆创新，既能吸取前人的治河经验，又能开拓前人没走过的路，创造了一系列崭新的治河方法。比如他创修了减水坝，以备讯涨溢洪；在临水堤外修坦坡，以消减洪水对堤岸的冲击。在他的指导下，发明了用推测土方的办法推测水方，将河水的横切面乘以河水的流速，得出水的流量。这种测水法，本来后世治黄名家靳辅发明出来的，但是现在却提早出现了，有意思的是，这个靳辅还成了袁应泰的学生。
靳辅是辽阳人，大明收复东北攻破辽阳后，靳辅一家当时隶属八旗汉军镶黄旗，因此就成了明军的俘虏，因为治黄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这些个俘虏就成了廉价的劳动力，靳辅一家也就分道了袁应泰手下，一次偶然的机会下，袁应泰发现了这个聪明的小萝卜头，因为靳辅是汉人的身份，虽然是俘虏劳工，但只要挨过了三年就可以获得自由，成为合法的公民，袁应泰就没有什么顾忌，将靳辅收在身边，悉心教导，并推荐他去府学读书，日后果然成为一代水利专家！
起先袁应泰只是按照自己主管的想法，大量沿用前人治理黄河的经验，但效果并不理想，后来在小靳辅的影响下，放下读书人的面子，开始注重实践，通过实地考察，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为制定周密的治河方案和顺利完成大修计划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通过实践，他得到了“治河必先知河”的真知灼见，常在手下的陪同下沿河“跋涉险阻，上下数百里，一一审度，广咨博询，”对黄、淮水情和患情了如指掌。
正是在这样细致周密的了解和实践，袁应泰在治理黄河十余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尤其是近几年，黄河水患逐年减少，朝廷的每年的损失也大大的减少，如果按照以前的年景算的话，每年在黄河治理上的投入已经开始少于损失多多了。
治理黄河成功，就等于在黄河两岸多了千千万亩的良田，这样一来受惠不仅仅是朝廷，更加是居住在黄河两岸的千千万万的百姓。
除了黄河、两淮还有东南，这些三个地区都是水患集中的地方，明末吏治腐败，当官的就知道敛财，哪里会想到去兴修水利，就算知道了，也未必去做，要修的话，就要向百姓索取，百姓本来就穷苦不堪，哪来的钱兴修水利，那还修它干什么？
东南乃是财富赋税之地，大明半数财富都集中在此地，这水利怎能不修，东南水患是除了治黄之外有一重大的水利工程，朝廷每年的投入并不少于治理黄河和两淮，故而东南水患也在缓缓的减少，从每年发几次，到现在一年也就一两次左右，而且还都是有惊无险的那种。
水火无情，治水一事从上古就开始，是个坚持不懈的活儿，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因此朱影龙对此十分重视，甚至还颁布了谁在水利钱粮上做手脚，哪怕就是一个铜板都要砍脑袋的严令，假如这一次“两国舅案”中是对水利专项钱粮动手脚的话，估计不管是谁求情，这两位国舅的人头都是保不住的！
当然，海关也管不到水利。
科举到这个时候差不多名存实亡了，朝廷对旧科的取仕是越来越少，而考旧科的也自然是越来越少，多数也都是些大龄的举子，录用的名额自然是一再缩减，而新科则是一片欣欣向荣，新科取仕的人数那是逐年增加，并且取缔了那种三年一考的制度，这一制度出台，天下学子们无不欢心鼓舞，如今帝国的疆域逐年扩大，那就是需要的官员自然是越来越多，对这些年轻的学子们来说，机会也就越来越多，虽然朝廷每年的考试都是优中选优，但毕竟不需要像以前那样，三年才等一回了，只要愿意，年年都可以考的。
而且新科考试不向旧科考试那样，一考就是三天，三天的时间，吃喝拉撒就在一个小房间内，那可是既考毅力，又考承受力的事情，新科不同，没有那么多时间让你是仔细反复的考虑，最多也就是两个时辰内答完试卷，答不完的自然取消资格了。
虽然条件有些苛刻（在当时来说），但确是考验一个人的临场发挥能力，这对举子本身就是一种心理考验，，故而选出了不少年轻的人才，迅速的充实进入大明的官府，也增强了大明朝廷的执行力。
经济方面，通过与西方经济贸易的顺差，大明每年都能从西方各国赚取大量的银币和黄金，而大明帝国中央银行发行的银龙元也逐渐的在欧洲国家流通着，虽然一时间是不能够取代对方的本国货币，但银龙元在西欧的一些国家是越来越紧俏，甚至有些喜欢收藏银币的收藏家已经在开始收藏每一年大明帝国中央银行发行的银龙元了，由于大明帝国中央银行发行的银龙元都是标志了时间和铸造厂的，尤其是为庆祝朱影龙三十圣寿发行了一套十二生肖的银龙元作为礼物回送给各国来宾和国王，还不到一年的时间，这一套做工精美，工艺精湛的生肖银龙元已经被吵到了一个十分高的价格，成为欧洲富豪和家族们最想要得到的收藏品，可惜的是有价无市，这足见银龙元在欧洲受欢迎了的力度了。
文化方面，朱影龙下旨，不管是国内的少数民族，还是附属与大明的藩属国（南亚和南洋的一些小国）必须以汉语，有的国家称为“唐语”定为官方语言，派往大明的使臣不得使用任何所谓通译，必须会说一口流利的汉语，不会的可以派人来学，大明也可以派老师过去教，总之一句话，汉语必须是臣服于大明个藩属国和在大明国内生活，接受大明统治以及称为大明帝国公民每一个人的第一语言，至于他们的母语和族语，朝廷并不干涉他们的传承，学也好，不学也好，但是汉语是一定要学的，不学的可以，剥夺一切公民的权力和应得的土地，送去做劳役！
受到这个强硬政策的影响，西欧各国在与大明贸易逐年扩大的情况下，仰慕东方文化的一些人也开始主动的学习起汉语起来，尤其是与大明做生意的商人，他们几乎每一个人都能说上一口流利的汉语，看着红毛蓝眼珠的洋人说着比自己还地道的汉语的时候，通常都会引起一片惊叹之声，当然这些惊叹之声，让这些洋人们自鸣得意，更加卖力的学习汉语起来。
可以说，汉语已经逐渐成长为这个世界上说的人口做多，影响力做强大的一种语言了，而且它的影响力还在逐步的扩大，可以相像，一个非洲的奴隶来到大明之后，几年下来，他不仅获得一块土地，还把家人都接了过来，生儿育女，说这一口流利的汉语，他们的孩子从出生开始就说汉语，而他们的母语几乎成为记忆中的一种符号，这不能不说这是一种神奇，也说明了中华民族强大的包容力和同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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