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待生活在南北越的人民自由迁徙这一问题上，吴廷琰与越盟的态度是完全不同的。
他希望南越的越盟游击队、越盟支持者和同情者走得越多越好，越快越好，最好一个不要留；越盟既希望依靠人口优势赢得两年后的选举，同时不想生活在北越的人大规模南逃，给越南人民和国际社会留下他们的信仰、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得人心的印象，会想方设法阻止北越人南逃。
吴廷俶是教廷任命的永隆教区大主教，与北越几个教区主教、神父和修士关系密切。北越的兄弟姐妹通过各种渠道向吴廷俶表示愿意南撤，同时为吴廷琰这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出任总理深受鼓舞。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问题上兰斯代尔发挥了巨大作用。
他手下的几个行动小组早在日内瓦协议签订前就开始造谣和煽动，称中*队的一个师已入侵越南北部，袭击了一个村并强－奸该村妇女。北越人很直接地联想到中国国民党军1945年在越南干的那些烂事，担心越盟当权会导致中国人重新占领北越。
这只是其中之一。
刚过去的一个多月，各种离奇的谣言不断从西贡制造出来，然后利用一切手段散步到北越各地。比如利用农民迷信的心理，让人编了一本预测南北吉凶的历书，在北方各城镇出售。同时到处散布美国将在北越投掷原子弹的谣言，声称只有逃往南方才能避免与越盟同归于尽。
为了给吴廷琰构建执政基础，天主教徒是煽动的重点。把“耶稣业已南下”、“圣母玛利亚已离开北方”等口号喊得尽人皆知。
当然，越盟也没闲着。
他会“心理战”，越盟有“宣传战”，在北方农村散布“美国要在越南推行新殖民政策”、“美国人身上带有病毒”、“美国要炸死毒死越南人”等谣言。在南方农村加紧土地改革，利用撤往北方前的最后一点时间把土地分给农民，给吴廷琰政府接管农村制造麻烦。
总之，越盟不会允许北越天主教徒顺顺利利南撤。
李为民关于组织“越南青年联合会”与“华青会”学生一起去河内海防当志愿者，协助难民南撤的提议毫无疑问地获得吴廷琰和吴廷瑈支持。因为多去些人才能与混入难民中的越盟分子作斗争，才能展开“反宣传”，才能确保那些难民不受蛊惑的坚决撤到南方。
因为等“越青会”秘书长范文伦和“华青会”理事长何天明，出发时间整整耽误了一个半小时，法国空军运输机一架接着一架起降，越南*总参谋部调给难民委员会的c－47运输机只能在停机坪上等。
“流量管制”，没办法的事，谁让人家拳头大，人家说了算呢。
李为民一点都不着急，跟安德森教授研究完抵达河内后该怎么做，又跟一脸歉意的机长攀谈起来。
机长很年轻，中尉军衔，挺精干的一个小伙子却留着小胡子，乍一看像后世美国电影《中途岛战役》中那个带领轰炸机队的日军指挥官。
“不关你的事，不要放在心上。”
李为民一边招呼他坐下，一边半开玩笑地说：“中尉，接下来半年我们会经常打交道，我这条命就交给你了。”
这么年轻就出任成员几乎全由部长组成的难民委员会委员，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他竟然能够同时得到吴廷琰总理和阮文馨总参谋长的信任，并且还是个华人。
要不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中尉真不敢相信。
他下意识看了一眼安德森教授，胸有成竹地保证道：“民先生放心，这架飞机虽然飞了好几年，但性能非常好，我的飞行技术和我的导航员也全是中队最好的。”
“谢谢，”李为民笑了笑，伸出右手：“正式认识一下，李为民，有时间一起吃顿饭。”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中尉岂能错过这个与高层交好的机会，连忙握着他手道：“空军中尉阮高祺，认识民先生很荣幸。”
刚才还感觉有点眼熟，原来是未来的空军司令、越南共和国总理，如果历史不发生大的变化，那么他会在未来十几年内参与和发动一次又一次政变。
这段时间光忙着工投公司和难民的事，只顾着眼前，没想到以后，李为民意识到接下来应该跟这帮少壮派军官混个熟脸、交交朋友，于是好奇地问：“祺中尉，你什么时候加入空军的，担任机长几年了？”
阮高祺不无尴尬地摸了下胡子，坦诚相告道：“加入空军有一段时间了，二战结束法军重返河内时招募志愿人员组建*空军，我报名参加考试，通过之后被送到摩洛哥的马拉克舒接受为期一年的基本训练，然后被送到法国阿渥德空军基地接受为期两年的进一步训练，之后又去阿尔及利亚接受五个月的炸射训练，两个月前刚毕业，刚回到西贡。”
知道他是谁，李为民怎么可能嫌他没资历、没飞行经验，一脸惊诧地问：“去过这么多地方？”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上司让去哪儿就去哪儿。”
“巧了，我从国外回来也没几个月。”
“民先生去的是美国？”
“嗯，在美国呆的时间跟你在国外训练的时间差不多。对了，听口音你好像是北方人，老家什么地方，家人有没有接过来？”
他老家在河内西北二十多公里的一个叫山泰的小镇，父亲是个教师，母亲是农民，家里有地，出身谈不上显赫，能通过考试并被送到国外培训完全靠个人努力。
李为民由衷的赞叹，想起过去的种种，阮高祺感慨万千，不知不觉间就成为了朋友。
“说起来真可笑，我父亲一直支持越盟，捐钱捐粮，帮他们传递情报，给他们提供庇护。在父亲影响下，我很小的时候就想加入越盟。民先生，您或许不信，要不是一个日军士兵，现在我很可能也加入了越盟。”
李为民饶有兴趣地问：“日军士兵？”
“是的。”
阮高祺重重点了下头，微笑着解释道：“那时候我12岁，想当一个小爱国者，于是和一个差不多大的朋友离家出走，想要去参加越盟游击队。我们带了一点钱和一点米，进入山地一直往北走。
我母亲发现我不见了，非常焦急，就去向驻扎在镇里的日军指挥官报告。日军指挥官立即用电报通知各哨所，命令哨所士兵留意我们的行踪。最后被一个日本士兵找到了，他送我回家，在路上对我说‘你真是个顽皮的孩子，叫你妈妈为你哭了’。”
李为民乐了，哈哈大笑道：“假如那天你不被发现，那你的人生将完全不同。”
“所以说人生际遇很奇怪。”
“奇怪的何止人生际遇，比如那个日本士兵并不是一个坏蛋，至少在对待你离家出走这件事上，他有善良的一面；又比如越盟，他们无疑是勇敢、不怕牺牲的爱国者，却因为种种原因我们不得不站到对立面。”
所有人都在指责越盟，他竟然认为越盟是爱国的。
阮高祺发现他与别人真不太一样，不禁问道：“民先生，我知道您非常有钱，又在美国留过学，甚至不是越南人，有太多选择，您为什么回西贡，为什么支持琰总理？”
“谁说我不是越南人的？”
李为民掏出护照，翻开笑道：“看清楚，越南华人，如假包换的越南籍。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这里就是我的家乡，当然要回来。至于为什么支持琰总理，原因更简单，因为我没接受过你那样的训练，只能以我擅长的方式报效国家。”
看着他若有所思的样子，李为民微笑着补充道：“我也是一个爱国者。”
阮高祺反应过来，一脸不好意思地说：“民先生这样的华人真不多。”
李为民回头看了看何天明等“华青会”学生，意味深长地说：“中尉，我保证像我这样的华人会越来越多，因为这也是我们的国家，我们共同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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