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快到晌午的时候，我正在给牲口挑水。有人大声地喊我：“长赢叔，长赢叔！贾风彩老师让你今天到学校去一趟。”他是我们村子在代庄中学上学的学生。
贾老师原来是我的高中物理老师。记忆最深的一件事是：我帮她制作一个简易的串联并联混合的连结灯泡的电路图模型。那天，她说：宪华，我已经在这块木板上画好了电路图，你在标记的位置，用电钻打上眼，并用细铁丝，按串联并联的要求，把灯泡连起来。开关的这几个地方，你留出空来，一会儿咱们用螺丝把闸盒直接拧上去。我答应着，细心地做。钻到最后一个眼，手指头放到了要打的眼的后面了，电钻打进了手指头，咬着牙，没有叫出声。可是流的血太多了，把这个木板染红了一片。贾老师发现，说：怎么了？我说：没事，就是碰了一下。她说：碰一下，怎么流了这么多的血。是不是钻头钻到手上了？贾老师抓着我的手，眼泪噗嗤噗嗤地掉到我的手上。我说：老师，没有事的。贾老师说：你别动，先抹点酒精吧。她找到罗老师，在化学试验室里拿了点酒精，用药棉轻轻地蘸着，抹了下我的伤口，又骑车跑到村子里，叫来医生，上了药，包扎好，还是不放心地问医生：怎么样？用不用去医院看看？医生说：不用，没有伤着骨头。她这才放了心。这件事过去了这么长时间，贾老师用这个电路图模板，教过好多学生，这个模板也一直挂在她的办公室里，上面也一直保留着我的血痕。
高中毕业三年了，我从来没有和贾风彩老师联系过。亲爱的贾老师这个时候为什么要找我呀？这个时候，我第一时间想到的，会不会是上大学的事情。可是又觉得不对。上大学，最后是县里定的，应该县里给通知，或者是大学里直接发通知书才对呀。这和贾老师应该没有关系呀。会不会贾老师听到了和上大学有关的消息呀。有这个可能吧。她的爱人在县政府上班，知道的事情还是很多的。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贾老师听到的消息，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呀？不应该是坏消息。要是坏消息，贾老师没有必要喊我到学校去。这样推理的结果，应该是好消息了。那究竟是什么好消息呀？
我没有顾得吃午饭，就去代庄中学找贾老师了。还没有进学校的大门，就看到贾老师了。她穿着蓝衣服，有点像农村姑娘一样的短发，正站在大门前那棵高大的柳树下，微笑地看着我。柳树的叶子飘啊飘的，有一片落在了她的肩上。两只麻雀在她的脚下跳着。
“贾老师！”我兴奋地喊了一声。
贾老师说：“宪华，毕业好几年了，也不到学校里看我。把我忘了吧。”
我说：“没有忘。我在村里喂牲口，可忙了。”
她把我领进她的办公室，好像知道我还没有吃饭，在学校伙房拿了几个窝头，盛了一碗菜叫我吃。吃着饭，她告诉我：“公社推荐的你是大学名额，在县里又被挤下来了，成了省中专。省中专也不错，抓紧找一找。别再出现意外。”我没有问这话是听谁说的。估计是在政府上班的她的爱人告诉的吧。
我知道，她说的找一找，就是托关系找人。这对我们乡下的孩子来说，真的不会，也没有听说过。
我说：“没有人，怎么找？”
她说：“你找辛老师呀。辛老师就在县文教局上班，他肯定会给你帮忙的。”
辛老师就是辛连瑞，是洚河流盐厂村人，高高的个子。我上初中的时候，辛老师任过我的班主任，风趣幽默，热情厚道。记得有一次下大雨，我拿了把伞，踏着泥泞的路去上学。那日，雨大，风也大，那破伞，一点作用也没有。到了学校，教室里就辛老师和几个学生。辛老师看到我的衣服和书包都淋湿了，就帮我把书包里的书，一本本拿出来，凉到桌上，拉着我的手，摸着我的头，说：跟我来。我跟着他到了宿舍。他用毛巾擦了擦我湿漉漉的头发，拿出一身自己的衣服，说：换上吧。我就把湿衣服脱下来，放在他的凳子上，穿上他的衣服。那衣服好长，好大，好肥。上衣简直就是一个长长的大衣，也很厚，黑色的，呢绒的，那绒毛还有点闪光发亮。裤子长得能把我整个人装进去。他弯下腰，帮我把裤子挽起来，笑了笑说：就这样吧，暖和就行。然后就把我的湿衣服凉上，那只温暖的大手，在我的头顶上，抚摸了一下，拉起我的手，走向教室。那时我长得很矮小，头刚刚到他的胸。我们一进教室，那几个学生，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
我知道，辛老师原来就是县文教局的人，后来回到我们洚河流代庄中学来教书。如果不是贾老师提醒，我还真的不知道亲爱的辛老师已经又回到县文教局上班了。所以我就去找辛老师了。
热心的辛老师听说后，说：“这样的事，怎么不早告诉我？”
我说：“老师，我不知道这事要找人，也不知道你在文教局上班呀。”
他的手在我的肩膀上拍了拍，那双充满智慧的慈爱的眼睛，向我笑了笑，立即走进他办公室前面有电话的小房子，给在衡水正在做招生工作的，景县文教局的路兰田同志打电话。
房子太矮了，辛老师太高了。他走进那个小房，头都顶到房顶上了。
这个小房子大概也就十几平。相当于一个小棚子。小房子处于他办公室对面西排房子最东头的后面，紧贴着那排房子的后墙，一个小窗子向着北面，向西的小门前面，有一棵高大的柳树。柳树伸展着又长又粗大的枝干，撑向空中，茂盛的绿绿的枝叶，几乎把那个小房子完完整整的遮盖起来。树上还有两只小鸟喳喳地叫着。有一只是红嘴绿身子的。
我就站在门前的大柳树下，傻傻地看着树上的两只小鸟，听着辛老师打电话：
辛老师说：“我是辛连瑞。推荐的学生里有个叫刘宪华的知道吗？”
“知道的。”
“他是公社推荐的大学，有什么变动吗？”
“有变动，变成了省中专。”
“省中专没有问题是吧？”
“现在省中专也去不了啦。”
“为什么？”
“他的血压是80\/130，高压有点高。”平时我的血压是80\/120，那次体检可能是有点激动吧。
“这是我的学生，请你多费心，想想办法，省中专给推上去吧。”
“省中专已经录完了。早说还行。现在去不了。地中专只剩下师范没有录了。”
“那就安排他上师范，师范你一定要让他走。拜托了。”
“好吧。请放心，绝对没有问题的。”
就这样，我成了一九七五年入学的衡水中专师范生。
但我们这届毕业生，是第一届也是最后一届社来社去的学生，要回农村，争工分，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唯一的一届国家不给分配工作的中专毕业生。好不容易有了代课的机会，可是，代了很长时间的课，又被这记工分的事发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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