涣卦六爻讲述了康雍乾年间清政府发起文字狱的历史故事。
清朝文字狱实际自顺治帝已开始，后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共计一百四十余年。它是满清政府加强思想、文化控制的重要措施。
实际上，文字狱是中国古代专制政策的一部分，历朝历代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比如秦代的焚书坑儒、宋代的苏轼乌台诗案等等。但如清代文字狱数量之多、规模之大、牵连之广、杀戮之严酷，堪称空前绝后。
清朝第一场文字狱，大约是公元1660年的张晋彦案。顺治帝在他的文章中读到了四个字：将明之才。因为这个明字比较碍眼，直接把他杀了。不久，毛重倬在为坊刻制艺书写序文时未写顺治年号，被认定为目无本朝。清朝从此设置言论检查官，实施出版审查制度，这是古代中国言论自由的大倒退。
顺治朝的文字狱还算温和，从康熙朝开始，文字狱越来越酷烈。满清政府当时对明朝遗士的政策是先招抚，招抚不成就残酷镇压。
康熙年间先后发生二十多起文字狱，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庄廷珑《明史》案和戴名世《南山集》案。
庄廷珑是一个盲人，他的理想是写一部史书。因为家中没有足够的参考资料，庄廷珑“用拯马壮”，从邻居家中买了一本明朝大学士朱国桢撰写的明史手稿，作为参考，并完成了自己的史着《明书》。
这本书不承认清朝的正统地位，书中所述历史观也与清朝统治者的意愿背道而驰。庄廷珑死后，该书被人告发。他的尸首被挖出来烧毁，父亲和弟弟被株连。包括该书的作序者、书稿印刷工、书商共计七十多人被杀，两百多人被流放。
戴名世幼年家境贫寒，他发奋好学，视治理天下为己任。因为人正直，他不愿做公侯之门的附庸，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又常常喝得酩酊大醉，醉后语言极尽嘲谑讥讽之能事，于是招来了达官贵人们的仇视。
戴名世于是“涣奔其机”，壮游燕赵、齐鲁、河洛以及江南大地，行万里路以搜求明代逸事。后来，他的弟子尤云鹗将其撰写的百余篇古文印刷发行，命名为《南山集偶抄》，这就是着名的《南山集》。这本书使戴名世流芳后世，他因此遭受杀身之祸也为之“悔亡”。
康熙四十八年，戴名世参加科考，榜眼及第，被授翰林院编修官，参与明史编修。谁知祸福相依，他作为朝廷命官遭到弹劾。因《南山集》中多处引用南明政权抗清的史料并使用南明年号，戴名世以“大逆”之罪下狱处死。此案波及三百多人被杀害、入狱或流放，就连桐城派领袖方苞、六部侍郎赵士麟等三十二位知名文人也被牵连。
相比雍正帝，康熙帝对文人的态度还算宽容。雍正帝在位十四年，发动的着名文字狱有年羹尧案、谢济世案、陆生楠案、吕留良案、屈大均案、清风不识字案、维民所止案等等，平均两年一起大案，小案年年有。
雍正年间最大的文字狱案是吕留良案。吕留良（1629年-1683年）出生于明崇祯年间，清初数次参加乡试都没有考中，于是放弃仕途，自称明朝遗民不肯屈志归清。他授徒讲学，着书立说，名声越来越大。地方官多次举荐他入仕，他却“涣其躬，无悔，”坚决不肯入朝为官。他的着述中无所顾忌帝记载了许多清朝事迹，尤其对康熙朝时政颇多指摘，于是埋下了祸根。
吕留良死去四十九年后，湖南儒生曾静读到了吕留良的部分诗文，并与吕留良的几位弟子密谋反清复明。他们获知陕西总督岳钟琪是民族英雄岳飞的后裔后，决定策动他起兵反清。谁知岳飞是岳飞，岳钟琪是岳钟琪，他转身就出卖了曾静。雍正闻言大怒，广加株连，钦定吕留良为大逆罪名，开棺戮尸枭首。他的子孙、亲戚中十六岁以上男子全部斩首，六十多名妇女儿童则发往东北宁古塔为奴。
如果说雍正帝清算吕留良还有几分道理，那么翰林院徐骏则纯粹是一个倒霉蛋。
徐骏是明末大儒顾炎武的外甥孙，但到他这一代早已通过心理建设，彻底接受了满清统治。
他的父亲徐乾学高中探花，官至左都御史、刑部尚书；二叔徐秉义也是探花出身，官至吏部侍郎；三叔徐元文则状元及第，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翰林院掌院学士。他自己也是康熙朝科考进士，这样的名门世家怎么可能反清？
但这小子不仅是个倒霉蛋，还是个糊涂蛋。
他在给雍正帝的奏章中，居然把陛下的陛字误写成了狴字。雍正帝哭笑不得，革了他的职。
接下来，他还继续犯糊涂。有一天微风吹过，书页被吹得哗哗翻动，他灵感突然写了一句诗：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
还有一次，他与朋友对月畅饮行将分别时，他又吟了一句诗：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
这下被人抓住了把柄，一番弹劾之下，徐骏被处死。
相比徐骏，查嗣庭死得更冤枉。
他是当朝二品大臣、内阁学士兼礼部左侍郎，对满清政府和雍正帝可谓忠心耿耿。公元1726年秋，他被任命为江西主考官，负责江西士子们的乡试。据说他为报皇恩，决定认真出题，好好表现，于是用《诗经·玄鸟》中“维民所止”四字为题，试图“涣其群，元吉，”在士子群体中宣扬当今圣上贤德无双，赢得一个好彩头。
谁知他被人弹劾了。弹劾者硬生生给他加了一个罪名，说维、止二字恰好是雍、正二字分别少上面一点、一横，意为削去雍正的人头。“涣有丘，匪夷所思，”这事闹到了如高山一般不可攀的雍正帝那里。雍正帝为之大怒，杀其人，枭其首，其家人、朋友和学生都受到株连。
所谓“维民所止”四字不过是民间野史，查嗣庭主要还是受隆科多案牵连，遭人密报后，被雍正帝以语多悖逆、讽刺时事、心怀怨望为由处死。
清朝的文字狱，残害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在这场旷日持久的风暴中，也发生一些可笑的故事。
比如，山西的王尔扬为李范写墓志铭，在“考”字前加了一个“皇”字。被人告发，认为他竟然把皇帝的皇字刻在墓志铭上，对皇上不敬。消息传到乾隆耳朵里，乾隆竟然笑了。原来，“皇考”是对亡父的尊称，跟皇帝没一点关系，在历代书籍和相关碑文里都有使用。
清朝的文字狱，是对知识分子的严重迫害，禁锢了他们的思想，在皇权的威慑下，小心翼翼，生怕说错一个字，招来杀身之祸。很多人在不敢再用文字纸张交流，以免留下祸患。
雍正一朝文网绵密，处刑严酷，逼得文人士大夫缄口不敢谈时事，但比起乾隆朝来说，竟然还是小巫见大巫。乾隆在位六十年，当太上皇四年，总共制造大小文字狱一百三十余起，平均一年两次以上，其中很多是牵强附会的冤案。比如王锡侯《字贯》案和徐述夔《一柱楼诗集》案等等。
王锡侯自幼勤奋好学，他十二岁应童子试，二十三岁编撰《故事提要录》八十卷。然而他少年早慧，中年坎坷，直到三十八岁才中举，此后屡试不第，又因为性格耿直，敢于主持公道，因此得罪了不少权贵。
他不过是乡间“一头巾气极重之腐儒”，不通官场规矩，更不知道满清皇帝的文化自卑心理。于是，当他看到《康熙字典》中的诸多讹误时，于是自编《字贯》一书，分天文、地理、人事、物类四大类四十卷，针对《康熙字典》存在的问题加以修改。
这便触及了满清皇帝的逆鳞。
《康熙字典》乃钦定之书，对该书进行批评，自然是罪不容诛。地方官紧急行动起来，革去其举人，迅速定案并将案宗上呈乾隆帝。乾隆亲自审读案宗，发现该书凡例中将康熙帝至他自己的庙讳、御名各以本字开列，简直是大逆不道啊。乾隆大怒，“涣汗其大号，涣王居，”当即传旨将王锡侯押送京师，照大逆律处决，全家抄斩。就连地方官也因审讯不仔细而受牵连，被革职下狱。
扬州举人徐述夔的《一柱楼诗集》中，有“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等诗句，被坐罪为灭清兴明。堂堂礼部尚书沈德潜写了一首诗咏黑牡丹，诗中有一句：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被认为是内涵满清夺了朱明江山。两人都被处死，牵连家族。
清朝的文字狱严重禁锢了思想，堵塞了言路。满清文人纷纷“涣其血，去逖出，”以保“无咎”，于是造成了文人学者多无风骨，九州万马齐喑的局面，事实上抑制了满清科技、文化的发展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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