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零五章 三年困难时期（一）
太子朱高炽看完这段天幕，不由得叹气道：“这都是拿天下人的苦难积淀出来的教训啊。”
朱棣：“那你说这是制度本身有问题，还是仅仅因为粉饰虚张？”
朱高炽：“按天幕所述，这制度本身就有违背常理的地方，可又不得不为之，不过酿成天幕还没说但已经可以预见的灾祸，怕还是人的问题占据多数。
大势之下，多数人都是随波逐流的，所以恪守本分尽忠职守才显得可贵。”
朱棣：“你监国多年，那你说我永乐一朝也有这般浮躁粉饰的气象吗？”
“这……”
朱棣：“煌煌史册上，饥荒祸事，人相食，记载之多不知凡几，除去天灾又有多少是人祸所致？
我永乐一朝虽有都察院和三司共治，但集历朝执政之所长的后世难道就没有督察和分化权力的制度吗？我朝定然也不会除外。
欲根绝官员为求功绩之利，逢迎当权者之喜，防患制度固然不可缺，但是当权者的权力亦不能不受限制。
就像天幕之前陈述的，后世的决策层发现问题时，已经通过多数人决议提出要反冒进了，议定的这条政令如果得到执行，后面或许就不会发生全国为了跃进连维持基本的计划生产都失调了，就算不能完全避免，至少也不会那么严重。
可正因为有权力过大的当权者凌驾于制度之上，这条补救的政令就绕过了决议被一言蔽之。
当然，权力集中，国家号令起来更能如臂使指，不至被各方掣肘。
但这不正是皇权的利弊吗？
看了这么久的天幕，朕多少也知晓了何谓民主，民主的利处又有哪些。
这皇权真是不改不行啊，得在朕还活着，你还没即位之前就得改，至于究竟怎么改，怎么限制皇权，又不使皇权失去纠错和监察天下的能力，你得给我拿出个章程来。”
朱高炽胖胖的脸皱成一团，无奈道：
“您老爷子两手一摊就给儿子定下这么个大难题，老天爷也没说过这要怎么兼顾啊？
后世的君主立宪制我看也是徒有其表，没了兵权、财政权这些实权，君主哪还能限制得了官员？哪还能废惩得了权臣？
何况这还事关我大明万世兴盛，您这不是把儿子我架在火上烤吗？”
朱棣：“那你说！这事除了你我父子还有谁能担得起来？
不好改就一步步来，一步步下放权力，一步步完善制度，总不能原地踏步，叫我大明朝多少年以后又衰落了吧？”
……
【在全民跃进的狂热下，1959年的中国的确在失去了苏联援助后，奇迹般地依然在经济和工业产能等各项数据上维持了高增长。
但是过分的狂热，过分追求高指标，以至计划经济不能做到妥善计划这一根本原则后，随之而来的反噬开始体现。
财政赤字和粮食缺口这两大危机，就在全民跃进如火如荼的1959年，爆发了。
1958年时，全国粮食产量尚且还是增产状态，虽然只有很少的百分之1.32。
但是到了1959年时，粮食总产量暴跌了百分之14.14。
1960年在下跌的基础上，又暴跌了百分之15.59。
到1961年时下降趋势才开始有所缓和，只下降了百分之4.88。
人均粮食占有量从1957年的203公斤，下降到了1960年的163.5公斤。
这还只是个平均数，除去重体力劳动者以及特殊人群外，普通百姓的粮食占有量只会更少。
粗略算下来，那段时期人均每月能分到的口粮只有28斤。
要注意这里是斤，不是公斤。
换算成克，再除以三十天，日均口粮就只有466克。
而官方给出的数据是，百姓日均口粮不足400克。
计划经济中规定的中国人每年最低营养标准是191公斤，也就是每天523克。
这还是维持生产生活的最低标准。
而依照不足四百克来算，这里面每天的粮食缺口就达到了一百多克。
这就意味着这段时期的人民处于严重的饥饿状态。
有句话对饥饿概括地很好：人不是一下饿死的，而是慢慢饿死的。
百姓们才刚刚吃了几年饱饭，现在又重新陷入了饥饿，历史称呼它为：三年困难时期。
严重的粮食危机，引发的各种问题多到难以尽言。
这里便以财政赤字，和财政赤字带来的应对措施为切入口。
1960年，国家的财政收入是572.29亿元，是截止当时的财政收入历史最高。
但是因为上述提到的各种严重问题，从这个高点开始，国家财政收入和国家经济呈断崖式地下跌。
仅仅过了一年，到1961年时国家财政收入就仅剩了356.06亿元，暴跌了足足百分之43.9。
没有了足够的财政收入维持经济和企业的正常运转，新中国的第一次经济危机全面爆发。
国家紧急调整已经迟来的规划任务和分配比例关系，并收回了之前下放地方的所有权力。
取消了公共食堂，恢复了社员的自留地、家庭副业等，允许农民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这在本质上已经恢复了部分私有制。
为的就是尽力先让老百姓们走出饥饿。
1960年冬，中央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首次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意味着中国经济和计划制定方向进入了调整阶段，历时三年的大跃进运动就此结束。
国家计划委员会全面压缩了各项生产指标，工、农、商、学、劳动力各个领域全都出台了新的规定和计划内容。
全力恢复正常的经济秩序为首要。
由于财政赤字过于庞大，许多企业和工厂中断了资金投入，大量城市工业被迫关、停、并、转。
就业人口从1960年的1.3亿，暴跌至1962年的4537万。
意味着城市失业人口达到了八千万人，尤其在当时全中国人口还只有六亿多，城镇和农村人口占比还并不大的情况下，可知这八千万的失业人口数字有多么惊人，以及背后的情况又有多么严峻。
失业就意味着没有了产出，而人总是要吃饭的，国家必须要竭尽全力为如此庞大的失业人口寻找到出路，否则后果将无法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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