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穆春林以前也曾问过林东阳，为什么不让周边的人都来编篮子。那时候，林东阳的篮子还不够卖，尽管他把价格定得很高。如果林东阳把价格稍微降一降，十里八村的人编的篮子他都能收走。
但那时候，整个东河镇的篮子已经卖得有点饱和了。再者，这个手艺农村人多少都会一点，有些篮子的样式，别人一看就能仿制出来。自从林东阳在东河镇开始做篮子生意，就有不少其他村子的人也编了同样式的篮子，拿到镇上来卖，而且价格比林东阳铺子里便宜。
如果林东阳把铺子里的价格也降下来，那么十里八村的篮子他都能收购得起。毕竟，林东阳在南郡城也开了店，现在南郡城的铺子才是销售大头，这是其他村里人没有的优势。但林东阳当时不敢放开手，生怕大家争抢编篮子的原材料柳条，发生意外怎么办？
林东阳接着说：“我当时并没有多说。其实，不光是原材料争抢的问题，还有很多其他不好说、也想不到的不好之处。这绝不是我一个普通百姓能够处理好的。”
孙县令点了点头，问道：“那东阳，你接着说？”林东阳接着说道：“我们在冬天种植麻麻菜，可以确定这样做绝对能赚钱。而且可以做的更大更强，现在需要考虑的是如何规避风险，这就需要县衙部门出力。我的意见是，前三年由县衙进行帮扶，制定一定的规章制度。三年后，就让村民自主发展。”
孙县令有些疑惑的问道：“帮扶的事宜？”林东阳点了点头，说道：“如果只是简单地种点菜卖点钱，那很容易。难的是要做大做强。咱们东河县下面有那么多个村子，如果全部种菜并送到南郡城去卖，基本上也能卖出去。
但最大的难点在于，需要县衙牵头才可能成功。这就是所说的帮扶，即县衙对村庄的帮扶，以促进村子发展，改善村民的生活条件，提高种菜成功的可能性。然而，三年后我们要放手，让村民自主发展，这是为了防止官僚腐败，避免村民过度依赖县衙，以及防止县衙过度干预，导致跟不上种菜的价格和供需关系。”
“在这其中，如果让那么多个村子全部种菜，就会涉及到道路、桥梁、水利、交通和通讯等农村基础设施问题。这些问题普通村民自己无法解决。至于种菜技术的推广，作为一个小生意人，我下乡去推广，谁会听呢？谁会相信呢？
如果由县衙或相关部门牵头，给予村民一定的补贴，就能减少村民的顾虑和可能造成的损失。这些问题只有县衙牵头才能有效预防。”
旁边的孙云亭听了，不由点头说道：“对，这件事，要想做大做强，确实存在很多问题，涉及的人、事、物都太多了。”说到这，他不由得轻叹一口气，继续道：“这就是农村人难以赚钱的原因。如果没有现成的帮扶措施，即便是大家都知道种麻麻菜可以赚钱，但真正能去做并且赚到钱的又能有几人呢？”
其实，古往今来，农村人难以出人头地的主要原因在于赚钱难。任何产业如果无法形成规模，就很容易被人打压。而一旦赚钱形成了规模，即便有人打压，尝到甜头的人也会设法抗争。
只有抗争的人多了，才能抵抗住打压。这也是林东阳提出只帮扶三年的原因。他认为，只要在这三年里大家赚到了钱，就算以后孙县令走了，再来一个县令与民争利，大家也可以用这三年中学到的东西来反抗。
林东阳接着说道：“我的建议是在这些村子中，选出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村庄进行试点。比如，最穷的、生活水平一般的、比较富裕的、离县城最近的以及离县城最远的村庄。”孙县令听了，抬头望了林东阳一眼。
林东阳接着说：“我们必须做出尝试，看看什么样的村子对种植麻麻菜更加欢迎。而且，必须有人常住在那里，与村民交流，记录种植过程中发生的所有问题。只有通过尝试，我们才能了解村民对种植麻麻菜的接受程度，同时处理种植时所出现的各种问题，进而大规模地推广种植麻麻菜。”
孙县令和孙云亭对视一眼，点点头，觉得林东阳的想法确实周到。
随后，孙县令端茶送客，表示后续要与县衙众人商议此事，并让林东阳也回家多考虑一下，看看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林东阳深知今日所言对两位孙县令的冲击不小，他们同样需要深思。回到林家大院，林东阳向林老爷子复述了与县令的对话。
最后，林东阳说：“爷爷，我看孙县令决心已定，此事势在必行。因此，我想请您回林家村与村民商议，选出二十余人，让他们做好准备，前往各村指导种植麻麻菜。”
林老爷子听后有些疑惑：“东阳，种麻麻菜如此简单，怎么还需专人指导呢？”
林东阳微微一笑，道：“种麻麻菜确实简单，但搭建工棚呢？还有种植过程中村民的各种反应、出现的问题，以及收获后村民的反应和潜在问题，这些都需要有人去处理。我们打着指导种植的名义，不就把这些工作都承担下来了吗？”
林老爷子又问：“揽下这些工作有何用？等种植步入正轨，我们还不是要回村？”
林东阳耐心地解释道：“爷爷，这不一样。能否回村尚不确定。毕竟这是新事物，会牵动不少人力。若有表现优异者，或许能被县衙留下。即便三年后麻麻菜的事过去，他们也可能还有其他机会，说不定能在县衙谋得一席之地呢。”说完，他意味深长地看了林老爷子一眼。
林老爷子恍然大悟，这是一个由农村人进入县衙、成为当地官员的机会。如果此事办成，孙县令定会想办法留下林家村中的佼佼者，让他们在县衙工作，这将是整个家族晋升的契机。
要知道古代中国的社会阶级划分主要基于封建体制下的社会结构和儒家伦理体系，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但总体上可以按照“士农工商”的顺序来描述不同阶层的地位与角色，
“士”阶层主要包括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功名的文人士大夫。他们既是知识的载体，又是统治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士人负责管理和执行国家政策，同时也是文化和道德规范的传承者。在社会结构中，士人享有崇高的地位，被认为是社会的精英，承担着教化民众的责任。
“农”指的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人群，他们是封建社会的基础劳动力，负责粮食生产，供养整个社会。尽管农民在社会地位上低于士人，但由于农业是封建经济的基石，农民仍然占有重要的社会地位。然而，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对艰苦，经常面临苛捐杂税和自然灾害的风险。
“工”包括各种工匠和技术工人，他们在城市和乡镇中从事手工艺品制造、建筑、矿产开采等工作。相较于农民，手工业者的社会流动性较高，因为他们掌握特定技能，有时能够积累财富，甚至提升社会地位。
“商”阶层最初在社会中的地位较低，因为古代中国长期以来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认为商业活动不如农业生产稳定可靠。商人虽能通过贸易积累财富，但在社会等级上普遍低于士、农、工三个阶层。不过，随着时间推移，尤其到了宋朝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的社会地位逐渐有所提升。
现在，林家村属于“农”，如果通过这次推广种植麻麻菜，有机会能让林家村的人成为“吏”，那可就是获得一次阶层飞跃的机会。
古代县衙里的吏员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颇为微妙，他们通常位于士绅与平民之间，拥有一定的权力和影响力，但又受限于其非正式官员的身份。
吏员在古代县衙中承担着极其重要的职责，他们负责日常行政管理的诸多细节，如文书起草、账目核对、档案管理、税务征收、司法审判辅助等。由于这些任务直接关乎地方治理效率与公平，吏员实际上握有不小的实权。在很多情况下，他们对地方事务的理解程度超过外来官员，因而能在很大程度上左右政策的实际运作。
尽管吏员在功能上至关重要，但从社会地位来看，他们却远不及正式的科举出身官员。原因在于吏员大多未通过科举考试，不具备士人所享有的社会尊荣和法定地位。他们通常被视为“小吏”，在社会等级中排位较低，受到的尊敬与待遇自然无法与正式官员相提并论。
尽管如此，吏员在地方社会中的影响力不可小觑。他们熟知地方风土人情，与当地百姓保持密切接触，加之手中实权，往往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操控或影响公共事务，有时甚至成为地方势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地方根基加上专业技能，使吏员在地方层面拥有相当大的发言权和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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