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三上午，我向县高新区管委会递交了一份申请，标题是《关于申请使用原榕城镇广播站旧址开展“回响计划”青少年媒介素养实践课的报告》。
报告里，我引经据典，将这次活动包装成一次公益性的、旨在引导青少年正确认识和使用新旧媒体的社会实践。
毕竟，那地方早就废弃，铁门上的锁链锈得能掉渣，对我这个“热心公益”的基层职员来说，批文几乎是唾手可得。
我特意在申请的“安全预案”一栏里，用加粗字体注明：“为确保活动过程公开透明，对学生安全负责，建议全程录像备案。”
周四一早，批复就下来了。
随行的，还有两名从本地职业高中派来协助我的实习生，一个叫小马，一个叫小李。
他们对即将发生的一切毫不知情，只当这是一次拍摄“废弃空间改造创意方案”的无聊作业，扛着摄像机，脸上写满了应付差事的倦怠。
这正是我要的。
摄像机会忠实地记录下一切，包括那些我绝不想让他们看见，却必须留存为证据的东西。
下午三点五十分，我站在了那栋被藤蔓和岁月侵蚀得斑驳不堪的二层小楼前。
空气里弥漫着潮湿的泥土和腐烂植物的气味，像一个被遗忘的坟墓。
我手里紧紧攥着一把泛着崭新金属光泽的钥匙。
它不是原配，而是我根据那晚从许明远书房偷拍的图纸，凭借过目不忘的记忆，在镇上一家最偏僻的锁匠铺里复刻出的万能钥匙。
我的大脑中，那张设计图清晰得如同照片，每一个锁芯的弹子高低、齿距大小，都分毫不差。
我将一枚微型蓝牙耳机塞进耳朵。
几乎是同时，顾昭亭那沉稳如山的声音传了过来，没有一丝多余的感情：“东侧山林有移动热源，距离三百米，正在向你靠近，速度缓慢。”
来了。
我深吸一口气，心跳在胸腔里擂鼓，但我的指尖冰冷，思路却前所未有的清晰。
这不是警察，更不是什么巡检员。
真正的清理人员，只会像精准的钟表一样，在周婉如音频里提到的这个时间点出现。
我将那把万能钥匙插进锈迹斑斑的锁孔，轻轻一拧。
伴随着“咔哒”一声令人牙酸的脆响，那扇封存了无数秘密的大门，应声而开。
一股浓重的灰尘扑面而来，呛得我忍不住咳嗽。
小马和小李嫌恶地皱着眉，打开了摄像机和补光灯。
一束强光刺破黑暗，照亮了门厅。
墙上还挂着一张泛黄的值日表，边缘已经卷曲。
我的目光扫过，心脏猛地一滞。
在“小学五年级（二）班”那一栏下，我的名字——林晚照，赫然在列。
那一瞬间，时空仿佛折叠，那个扎着羊角辫、因为能第一个跑来开广播站大门而沾沾自喜的小女孩，与此刻站在这里、准备掀开一场血腥阴谋的我，重叠在了一起。
我强行压下翻涌的情绪，从背包里拿出一部录音笔，按下录制键，用一种刻意保持平稳的语调，对着空气说道：“我是林晚照，榕城镇南街社区职员。记录时间，2024年7月18日，下午三点五十二分，因‘回响计划’实践课勘景需要，进入广播站地下室，正式开启证据采集程序。”
说完，我把录音笔放回背包侧袋，同时，故意将背包的主拉链拉开一道缝隙，让一枚银色的U盘一角，在灯光下若隐若现。
这是诱饵，是留给他们的面包屑。
但它也是一个计时器。
他们足够谨慎，绝不会在我还在现场时动手，一定会等我“勘景”结束、彻底离开后，才会进来清理我留下的“痕迹”。
而那一刻，就是收网之时。
“走吧，去地下室看看线路。”我招呼着两个实习生，率先走向通往地下的那道楼梯。
地下室阴冷潮湿，空气几乎凝滞。
我装模作样地拿着手电筒，检查着墙壁上那些早已废弃的电缆和配电箱，一步步，看似随意，实则精确地向门口退去。
两个实习生百无聊赖地跟在后面，镜头胡乱地扫着。
就在我的脚即将踏出地下室门槛的那一瞬间，我听见了。
那是一种极其轻微、几乎被我们脚步声掩盖的金属滑动声，从我刚刚“检查”过的那面墙壁的后方传来。
是地板下的暗格。
他们进来了，并且已经打开了通往“入库区”的真正入口。
我没有回头，甚至没有一丝停顿。
我快步走出地下室，对着两个实习生说：“线路老化太严重了，没法用，我们走吧，回去写报告。”
他们如蒙大赦，立刻关掉设备，跟着我走出了广播站大楼。
坐上停在路边的车，我没有立刻发动。
我一边假装整理拍摄素材，一边按下了手机屏幕上一个预设好的快捷按钮。
三秒钟的延迟后，藏在我背包那支录音笔内部的微型蜂鸣器，开始以极高的频率发射一段定向音频。
那不是人耳能听见的声音，但它的频率，恰好能与隔壁配电房里某个老旧的电磁继电器产生共振。
不到一分钟，只听“砰”的一声闷响，整个广播站小楼的备用电源应声跳闸。
监控系统屏幕一黑，随即切换到了它最后的保障——内置的备用电池模式。
但那已经没用了。
就在我按下按钮的前一分钟，一段我提前植入的、伪装成测试信号的循环画面，已经悄无声息地覆盖了监控主机里的实时录像。
在那段循环画面里，地下室空无一人，寂静如常，完美地隐藏了我离开后那最关键的几分钟。
我将车开到百米外的一处灌木丛后熄火，这里刚好可以将广播站的出口尽收眼底。
顾昭亭的身影如鬼魅般出现在我车窗旁，递过来一副高倍军用望远镜，镜片在昏暗天光下泛着冷光。
“出来了。”他低声说。
我举起望远镜，视野瞬间被拉近。
两个穿着黑色作业服的男人，正抬着一个沉重的银色金属箱，步履匆匆地从广播站里走出来。
他们脸上戴着口罩和鸭舌帽，看不清样貌，但动作间的协同与警惕，暴露了他们绝非善类。
他们将箱子迅速塞进一辆没有悬挂牌照的黑色面包车里，然后坐上驾驶座，准备离开。
就在那辆车即将启动的瞬间，我的目光，或者说我那经过训练的大脑，瞬间锁定了一个细节——在前挡风玻璃的右下角，夹着一张淡蓝色的通行证。
那是县教育系统的内部车辆通行证。
放大，再放大。
尽管有些模糊，但我还是看清了持证人那一栏的名字和照片。
我的金手指在这一刻发挥到了极致，大脑数据库瞬间检索匹配——县教育局安全科副科长，王建军。
三个月前，他作为甲方代表，参与了全县“智慧校园安防升级项目”的最终验收。
这张网，比我想象的还要大。
面包车引擎发动，车轮开始滚动。
就是现在。
我摸出另一部手机，按下了唯一的快捷键。
那是一个我花了两天时间，利用社区环卫系统漏洞，悄悄绑定上的远程控制程序。
它的控制目标，不是监控，不是电源，而是镇上那辆负责街道洒水、同时兼具广播功能的老旧环卫车的GpS喇叭系统。
下一秒，尖锐的电流声后，响彻全镇的不再是“洒水车经过，请注意避让”的机械女声。
取而代之，是无数个孩子清脆、稚嫩，却又无比清晰的朗读声。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不对，老师，书上说，应该照在我心上！”
“坏人藏不住，我们有眼睛……”
“坏人藏不住，我们有耳朵……”
刺耳的刹车声划破了傍晚的宁静，那辆黑色的面包车在马路中央猛然刹停。
车身因为惯性剧烈地晃动了一下，像一头被突然刺中要害的野兽。
而这响彻小镇上空的声音，不再是纪念逝者的悼词，而是幸存者吹响的，宣战的号角。
这声音，像一把无形的钥匙，正在开启另一扇更深、更黑暗的门。
一扇通往审判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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