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野车碾过碎石，停在县医院废弃传染病楼的后门。
这里的监控早在三年前就“因线路老化”报修，至今还是瞎子。
值班的是顾昭亭的老战友，转业后当了外科大夫。
看到那个充满科幻感的银色箱子，他脸色惨白，死活不肯上手，只同意隔着两米远接驳生命体征监测仪。
“这玩意儿看着像棺材，”他压低声音，手里的探头都在抖，“我不担这个责，只给你们半小时。”
顾昭亭守在门口，如同门神。
我戴上医用隔音耳机，跪在冰凉的水泥地上，脸贴着箱体冰冷的金属外壳。
咚、咚、咚。
我试探性地敲击。
不是那个“躲猫猫”的暗号，而是换成了摩尔斯电码的通用呼号。
箱子里一片死寂。
我深吸一口气，指节再次叩响。
这一次，我没用任何标准码，而是敲出了那段刻在童年记忆里的节奏——两短，一长，再三短。
那是小学三年级的手工课，代课老师周婉如教我们用指甲敲桌子。
她说，这是咱们班的秘密，节奏代表“小猫要回家”。
耳机里全是电流的沙沙声。
就在我以为里面的人已经失去意识时，一声极轻、极脆的回响传来。
笃、笃——笃————笃、笃、笃。
两短，一长，三短。
甚至连最后那个俏皮的停顿都一模一样。
我浑身的血液在这一瞬几乎逆流，眼泪不受控制地涌上来，瞬间模糊了护目镜。
那是周婉如。
她不仅活着，大脑还清醒得可怕。
在这个暗无天日的箱子里被封存了不知道多久，她竟然第一时间听懂了我的试探，甚至还能精准地控制手指肌肉给出回应。
她没有疯，也没有傻，她完整地保留着作为“人”的全部认知。
“她能听懂。”我回头看向顾昭亭，声音哑得像吞了把沙子，“是周婉如，她还记得那个暗号。”
顾昭亭那张没什么表情的脸上终于裂开一丝波动。
他立刻掏出那部加密卫星电话，拨通了一个号码：“启用一级预案。联系省厅，我要最好的医疗支援小组，全员都要女性。立刻，马上。”
等待的间隙，我不敢浪费哪怕一秒钟。
打开随身带的平板，我调出了周婉如失踪前最后半年的教学记录备份。
那是为了做社区档案整理时顺手拷贝的，当时只觉得她是优秀教师，现在看来，每一帧画面都可能藏着救命的线索。
我的大脑开始像搜索引擎一样高速运转，将这些乱七八糟的学生美术作业在脑海中铺开。
这里有一幅画，画的是学校操场，但角落里多了一扇突兀的蓝色小门。
下一幅，画的是食堂，背景里依然有那扇蓝色小门。
一共六幅，出自不同学生之手，但那扇门的位置、颜色、甚至门缝里透出的那一点微光，都完全一致。
旁边的批注是周婉如秀丽的字迹：“周老师说，那是通往外面世界的路。”
我闭上眼，调出县广播站的建筑结构图纸，将两张图重叠。
严丝合缝。
那扇“蓝色小门”的位置，精准对应着广播站地下室唯一的通风井出口。
她在被抓之前，甚至可能在被控制的初期，就已经在给学生们灌输这个意象。
她在求救，用一种只有孩子能听懂、成年人会忽略的方式，在绝望中铺设了一条逃生路径。
凌晨四点，医疗组传回初步评估数据。
“很奇怪，”顾昭亭把平板递给我，眉头紧锁，“箱体内的气体成分分析出来了。不是我们在许明远那里见过的‘定型剂a’。”
我接过报告，扫视着那些化学式。
“是一种缓释类的神经阻断剂变体。”我指着其中一行红字，指尖发凉，“这种剂量不会让人脑死亡，只会让人处于一种极度迟钝、感官剥夺但意识清醒的状态。就像……把灵魂锁在身体里，然后一点点观察它的反应。”
她不是那个组织眼中的“废料”，也不是单纯的收藏品。
她是活体样本。
他们在做实验，记录一个正常人类在长期幽闭和药物控制下的意识衰变过程。
那个签名为“副局长”的钢笔主人，根本不是这条黑色产业链的终点，他充其量只是个负责中转的高级库管员。
这背后，藏着一个更大的、要把活人吃干抹净的庞然大物。
“我们要把它捅上去。”我合上平板，抓起背包，“这里的警察不能信，医院也不能留。我得回一趟办公室。”
顾昭亭没拦我，只是把一把车钥匙塞进我手里：“半小时后我转移箱子。注意安全。”
回到社区办公室时，天还没亮。
我熟练地撬开档案柜，拿出那枚早已作废、却还没来得及上交的“县妇女联合会临时办事处”公章。
只要盖上这个红戳，这份《关于特殊病例异地转运及未成年人心理干预的紧急协调函》，就能绕过县级公安和卫健委的审批，直接寄往省教育厅信访办。
理由我都编好了：涉及多名未成年学生的心理创伤，建议省厅直接介入。
我在附件里夹带了一张截图。
那是周婉如上公开课的视频，画面暂停在她抬手写板书的那一刻。
我的手指在屏幕上放大细节。
也就是这几秒，她下意识地用大拇指摩挲了一下左手无名指的根部。
那个位置，有一道极浅的、长期佩戴戒指留下的压痕。
全县的教师档案里，周婉如的婚姻状况一栏填的都是“未婚”。
但我脑子里关于她的所有记忆片段都在这一刻完成了拼图：她在无人的办公室里对着窗外发呆的神情、她那个从不离身的旧怀表、还有她在讲台上偶尔流露出的那种属于母亲的温柔。
她在隐藏什么人，或者说，她在保护什么人。
把信件塞进邮筒时，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正好刺破云层。
我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姥姥家。
院子里的晾衣绳上，挂着几张刚洗出来的旧照片——那是昨天我在整理姥爷遗物时发现的底片，昨晚顺手冲印了出来。
风一吹，照片哗啦啦地响。
一张泛黄的大合影飘落在我的脚边。
那是二十年前的小镇教师联谊会。
在人群的最边缘，哪怕只露出了半张脸，我也一眼认出了年轻时的周婉如。
而站在她身侧半步远、眼神一直偷偷瞄着她的那个男人，竟然是现在的县教育局局长。
我的心脏猛地漏跳一拍。
就在这时，另一张夹在照片背面的便签纸被风吹得翻了个面。
那上面是一行娟秀的钢笔字，墨迹早已干透褪色，但我依然认得这笔迹。
“你说的话，会被听进去的。”
金手指在脑海中自动比对：字迹的转折力度、撇捺的习惯，与周婉如批改作业的字迹完全吻合。
书写时间，推测在许明远调任来这所学校的三个月前。
她早就知道。
她早就预感到黑暗将至，所以才留下了这句话。
是对未来的我说的？
还是对当年那个无助的自己？
我蹲下身，指尖颤抖地抚过那行字。
就在我准备把照片收进怀里时，余光瞥见远处的山岗。
那个废弃的广播站塔楼顶端，在晨曦未至的灰暗中，毫无征兆地闪过一道幽冷的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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