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份“证据”——那张带有隐晦批注的杜甫《春望》诗稿，静静地躺在旧书夹页里。它像一颗等待被埋入土壤的种子，但埋在哪里、如何埋，却需要极其精心的设计。
周瑾瑜知道，直接把这东西塞进高桥办公室的废纸篓风险太大。高桥本人或许不会留意，但他那个机警的赵秘书，或者办公室的勤杂人员，可能会发现异常。而且，废纸从办公室到最终被销毁，中间环节太多，不可控因素也太多。他需要一个更稳妥、更符合逻辑的“归档”路径。
“档案部的废纸回收，是最理想的渠道。”周瑾瑜对顾婉茹分析道，“各部门定期会将积攒的、确认无用的废文件、旧报纸、草稿纸等，打包送到档案部的地下仓库，那里有专门的房间堆放，积累到一定数量后，会由档案部的人初步检查（主要是防止误夹重要文件），然后统一运走销毁。这个过程相对规范，但也存在漏洞——检查不可能每张纸都看得那么仔细，尤其是那些看起来就是随手涂鸦的草稿。”
“所以，我们要让我们的‘证据’，混入从高桥办公室送出的、或者看起来像是从他那里流出的废纸包里？”顾婉茹问。
“对，但直接混入送去档案部的包，我们很难做到。”周瑾瑜说，“我们需要一个中间环节，一个能让‘证据’自然附着在‘高桥废纸’上的机会。”
机会需要等待和创造。顾婉茹按照计划，再次前往档案部，以“核对三年前春季防疫物资调拨存根”为由，申请调阅旧档案。这次，她特意选择在下午较晚的时候去，这个时间档案部人员相对松懈。
接待她的还是那个王科员，态度依旧客气，但顾婉茹的目标不是他。在等待王科员去库房找档案的间隙，顾婉茹状似随意地在档案部开放办公区走动了几步，目光扫过那些伏案工作的职员。
她注意到靠窗的一个位置，坐着一个约莫三十出头的男职员，姓李，听别人叫他“李干事”。这个李干事穿着比其他职员更挺括一些的中山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办公桌上除了文件，还放着一个精致的日本产“樱花”牌钢笔盒。他正在整理一叠文件，动作麻利，但眼神不时瞟向门口和科长办公室方向，显得有些心不在焉，或者说，是在留意着什么。
顾婉茹还注意到，他和旁边一个女职员低声说话时，提到了“特高课”三个字，虽然声音压得很低，但顾婉茹的耳朵很尖。女职员似乎有些害怕，李干事则撇撇嘴，一副不以为然但又隐隐透着点“我上面有人”的神气。
“这个人，可能有点门路，或者至少向往着和特高课扯上关系。”顾婉茹在心里记下了这个李干事。
过了一会儿，王科员抱着几本厚厚的档案册回来了。顾婉茹一边核对着档案，一边和王科员闲聊。
“王科员，你们这儿工作也挺繁琐的，这些旧纸堆都要一张张过目吗？”顾婉茹指着角落里几个鼓鼓囊囊的麻袋问道。
“哦，那些是各部门送来的待销毁废纸。”王科员推了推眼镜，“按规定，我们得大概翻检一下，防止有重要文件误夹在里面。不过也就是大致看看，主要靠各部门自己把关。这些攒一阵子，就会叫收废品的拉走，或者统一烧掉。”
“都是从哪些部门送来的呀？我看袋子上好像有标记。”
“嗯，一般写着部门简称。像那个，”王科员指了指一个较小的袋子，“是总务科前几天送来的。那个大的，是特务科上个月的。副厅长办公室那边的废纸比较少，他们好像自己处理得多，偶尔送过来也是小包，而且高厅长那边送来的，通常……呃，检查得会更仔细点。”王科员说到后面，声音低了些，似乎意识到说了不该说的。
顾婉茹心中一动。高桥办公室的废纸会被“更仔细”检查，这反而说明，如果有什么东西能混进去，一旦被发现，就会引起足够重视。
“也是，领导的东西，谨慎点是应该的。”顾婉茹顺着他的话说道，然后转移了话题。
这次档案部之行，顾婉茹确认了废纸处理的流程，也初步锁定了李干事这个潜在的“渠道”人选。她将情况详细告诉了周瑾瑜。
“李干事……有点小野心，可能和特高课有某种浅层联系，或者渴望建立联系。”周瑾瑜沉吟道，“这种人，如果发现了一点‘有价值’的东西，很可能会想着去邀功。但他是否可靠，是否足够‘机灵’到能把东西递到清水面前，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我们时间不多了。”顾婉茹提醒道，“清水的监视虽然最近好像松了点，但高桥那边，我们也不知道他会不会有新的动作。”
“我知道。”周瑾瑜点头，“所以，投放‘证据’和寻找‘渠道’要同步进行。我们得创造机会，让李干事能‘自然地’接触到来自高桥办公室方向的、带有‘可疑’痕迹的废纸。”
机会来自于一次警察厅内部的小型清洁整理活动。为了迎接某个日本视察团，厅里要求各部门进行大扫除，清理不必要的杂物和积存废纸。副厅长办公室自然也要整理。
周瑾瑜通过总务科的老吴（那个车辆调度员），得知高桥办公室计划在周五下午集中清理一批旧报纸和废文件，整理好后会暂时放在办公室外走廊的一个指定角落，等勤杂工统一收走，大概率会送到档案部仓库。
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周五下午，周瑾瑜算准时间，借口有一份需要高桥签字的防疫报告（报告是真实的），前往副厅长办公室楼层。他手里拿着文件袋，步伐平稳。
走廊里，果然放着一个半旧的纸板箱，里面堆着一些旧报纸和零散文件。旁边还有一个勤杂工正在打扫其他房间，暂时没顾上这个箱子。
周瑾瑜走近高桥办公室门口，秘书赵某不在外间，可能在里面。他敲了敲门，里面传来高桥“进来”的声音。
周瑾瑜推门进去，例行公事地汇报了防疫报告的内容（主要是关于春季鼠疫预防的物资储备情况），高桥听得心不在焉，随手翻了翻报告，就在上面签了字。整个过程不到五分钟。
“周科长辛苦了。”高桥公式化地说了一句。
“应该的，厅长。”周瑾瑜恭敬地回答，然后告辞退出。
走出办公室，带上门。走廊里依旧只有那个在远处打扫的勤杂工。周瑾瑜的目光迅速扫过那个纸板箱。箱子里的废纸看起来已经被简单整理过，旧报纸居多，也有一些揉皱的稿纸和印刷品。
就是现在。
周瑾瑜看似随意地走到箱子旁，仿佛是在等待电梯（电梯在箱子附近）。他蹲下身，假装系鞋带（他的皮鞋鞋带确实有点松）。系鞋带的动作很自然，他的身体挡住了勤杂工可能投来的视线。就在这短短几秒钟里，他的左手极其迅速地从文件袋的夹层里，抽出了那张被小心压平、但仍带着刻意揉皱痕迹的“杜甫诗稿”，手指一弹，诗稿便悄无声息地滑入了纸箱边缘的一叠旧报纸中间，位置不深不浅，如果稍加翻动，很容易被发现。
整个过程行云流水，不到三秒。周瑾瑜系好鞋带，站起身，正好电梯到了，他迈步走进电梯，表情没有任何变化。
第一步，投放完成。这颗“种子”已经埋入了看似属于高桥的“土壤”。
接下来，需要引导“发现者”。周瑾瑜和顾婉茹判断，勤杂工直接发现的可能性不大，他们通常只是负责搬运，不会仔细翻看。东西最终会被送到档案部仓库，在那里，李干事这样的人，才有机会在“检查”时发现它。
但也不能完全靠运气。周瑾瑜决定再推一把。
两天后，顾婉茹再次前往档案部，这次是归还之前借阅的档案。她特意又挑了个李干事在的时候。
归还档案时，她故意和王科员聊起了最近的大扫除。
“王科员，这几天废纸是不是特别多？我们防疫总部也清理出来不少。”
“可不是嘛，”王科员抱怨道，“仓库都快堆满了，这两天我们都在加班加点粗略检查，准备联系人来拉走。”
这时，李干事正好抱着一摞文件从旁边经过。顾婉茹状似无意地提高了一点声音说：“唉，领导们办公室清理出来的东西，估计你们检查得更仔细吧？可别有什么重要东西不小心混进去了。”
王科员点头：“那是，尤其是楼上那几位领导的……”
李干事脚步似乎顿了一下，但没有停留，抱着文件走了。
顾婉茹的话，像是一句轻轻的提醒，飘进了李干事的耳朵。对于一心想要表现、寻找机会的李干事来说，这种“提醒”可能会让他对“领导们”的废纸多留一个心眼。尤其是，如果他知道最近副厅长办公室刚清理过东西的话。
周瑾瑜这边，则开始准备第二份“证据”。这次，他伪造的是一张残缺的、像是从什么本子上撕下来的小纸片，上面用铅笔写着几组看似毫无规律的数字和字母，排列方式隐约有点像某种简单的坐标码或书籍密码的草稿。纸片边缘有烧灼的痕迹（用香头小心烫的），像是试图销毁未果。他在纸片背面，用极淡的、模仿高桥笔迹的墨水，写了一个模糊的“阅”字，和一个小小的、像是日期又像是编号的标记“3.15”。
这份“证据”更隐晦，也更危险，因为它直接暗示了“密码”和“销毁”行为。周瑾瑜不打算立刻投放，他要等第一份“诗稿”是否被“发现”以及引起何种反应后，再决定投放时机和方式。
同时，心理暗示的环节也要启动了。周瑾瑜用左手，在一张从街上捡到的、最普通的廉价信纸上，写下了七个字：“身在曹营心在汉”。没有抬头，没有落款，字迹歪歪扭扭。他将这封信纸装进一个空白信封，信封上同样用左手写上“清水一郎 亲启”。
如何投递是个问题。直接邮寄到特高课风险大，且容易被追查。周瑾瑜选择了一个更直接也更危险的方法——他知道清水一郎偶尔会去一家叫“松鹤屋”的日本料理店吃饭，那家店的老板和清水相熟。他可以让顾婉茹找个合适的机会，伪装成普通市民，将信封塞进“松鹤屋”的门缝，或者交给一个伙计，说是“有人让转交给清水先生的”。这需要极其谨慎的时机把握和伪装。
一张精心编织的、针对高桥的“怀疑之网”，正在周瑾瑜的操作下，一丝一缕地成型。伪造的“忠诚”痕迹已经埋下，接下来，就是等待和引导，看清水一郎是否会如他们所愿，亲自来“揭穿”这份“忠诚”背后的“虚伪”。
夜深人静，周瑾瑜看着窗外昏黄的路灯，对顾婉茹说：“我们现在就像在下一盘盲棋。我们看不见对手（清水）的全部反应，只能根据有限的信号和我们的布局，来推测他的动向，并调整我们的落子。每一步都不能错，错了，可能就是满盘皆输。”
顾婉茹握紧了他的手：“我们会赢的。因为我们在暗处，我们在为他编写‘真相’。”
伪造的“忠诚”，能否引出真实的“杀机”？答案，或许很快就要揭晓了。
（第一百九十章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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