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砚出院回家，是在两周后。右手拆了线，但还戴着固定支具，手指能做的动作非常有限。
回家的第一天晚上，两人坐在餐桌旁，相对无言。以往这个时候，沈砚通常在修复室工作到深夜，于晚晚则在剪辑或看书。而现在，工作台成了禁地，那些精密的工具成了无声的嘲讽。
沈砚忽然站起身，走向书房。于晚晚跟过去，看见他站在书架前，目光扫过一排排专业书籍，最终停在一套《中国书画修复技艺集成》上。那是他参与编纂的专着，收录了他二十年来积累的技术心得。
他用左手抽出一卷，翻到某一页，上面详细记载了“绢本虫蛀修复的七种接笔法”。他盯着那些文字和图示看了很久，然后合上书，放回书架。
于晚晚看见他眼中的光暗了下去。那是彻底意识到失去的瞬间——有些知识，知道了却无法实践，比不知道更痛苦。
那天夜里，于晚晚被轻微的声响惊醒。她起身查看，发现修复室的门缝下透出灯光。她推开门，看见沈砚坐在工作台前——不是他的专座，而是她平时用的位置。
他面前摊开一本全新的素描本，左手握着一支铅笔，正在笨拙地画着什么。台灯将他的影子投在墙上，那影子因为左手的陌生动作而显得扭曲怪异。
于晚晚走近，看见纸上画的是一只手——一只右手，每一个关节、每一条掌纹都精细入微。那是他自己的手，他画的是记忆中它完好时的模样。
他画得很慢，铅笔不时滑出线条，但他耐心地用橡皮擦掉，重画。这个曾经右手执笔如行云流水的男人，如今用左手重新学习最基本的勾勒。
于晚晚没有打扰，悄悄退了出去。回到卧室，她却睡不着了。耳鸣在寂静中格外清晰，像永远无法关闭的背景音。她戴上耳机，播放一段沈砚以前工作时的环境录音——毛笔在宣纸上的沙沙声，纸张翻动的脆响，他偶尔调整呼吸的轻叹。
在这些声音里，她渐渐入睡。
第二天早晨，她发现素描本放在餐桌她的位置旁。翻开来，前一页还是那只精细的手，后一页却画了别的东西：一枚戒指的草图，声波线条，珍珠点缀。
下面有一行左手写的字：
“为你设计新的。左手也能做。”
于晚晚的眼泪瞬间涌出。他不是在缅怀失去的能力，而是在探索残存的可能性。
她拿起笔，在对面空白处写道：
“那我用耳鸣学会听新的声音。我们比赛，看谁先找到新大陆。”
沈砚看到这句话时，先是愣住，然后笑了——真正的笑，眼睛弯起来，虽然很快又隐去，但那个瞬间的光芒真实存在。
从那天起，他们开始了纸上对话。一个素描本在两人之间传递，成为新的交流方式。
沈砚画他观察到的：窗外梧桐叶每天的变化，茶杯里茶叶舒展的姿态，于晚晚睡着时睫毛的弧度。他也在尝试左手书法，从最基础的笔画开始，字迹幼稚如小学生，但一笔一划都认真。
于晚晚则在旁边写她的“听觉日记”：
“今天耳鸣的‘音色’变了，从钢丝摩擦变成了远处电视机雪花声。”
“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当耳鸣声是某个固定频率时，我哼唱对应的音高，两种声音会形成拍频，反而让不适感减轻。”
“试着重听你以前的修复录音，发现能听出你不同情绪下的呼吸节奏——专注时均匀绵长，遇到难题时轻微屏息，突破时有一次放松的叹息。原来你的呼吸会‘说话’。”
沈砚在她的文字旁边画了一只耳朵，耳朵里长出了一棵小小的树，树上开满声波状的花朵。
这种缓慢的、用纸笔重建的交流，意外地带来了新的亲密。当他们不能用语言快速交换信息时，每一个字、每一笔都承载了更深的重量。
一天下午，陈主任来访。看见他们传递的素描本，老人翻看了几页，沉默良久。
“小沈，”他最终开口，“中心决定，敦煌项目还是给你保留顾问的位置。不需要动手，做技术指导，审核方案。”
沈砚摇头，在纸上写：“我的手不确定，不能占位置。”
“不是占位置。”陈主任语气坚决，“你这双手的价值，不只是在操作上，更在这。”他指了指自己的头，“二十年的经验，对材料、对古人心性的理解，这些谁也夺不走。就算手不能动了，你的眼力、你的判断力还在。”
沈砚握笔的手微微颤抖。
“而且，”陈主任看向于晚晚，“于导，有件事想请你帮忙。”
原来，文物局计划做一系列关于“文物医生”的公益宣传片，希望展现修复师不为人知的工作和生活。陈主任希望由于晚晚来执导，而第一集，他想聚焦“伤后的修复师”——不仅是修复文物，更是修复自己的人生。
“这不是消费你的伤痛，”陈主任对沈砚说，“是想告诉公众，修复师也是人，会受伤，会脆弱，但也会在破碎后寻找新的完整。”
沈砚没有立刻回应。于晚晚握住他的手，感觉到他指尖的冰凉和细微的颤抖。
那天晚上，他们在素描本上进行了长长的“对话”。
沈砚写：“我不想被当作励志故事。”
于晚晚回：“那就不是励志故事。是真实的故事——关于失去，关于恐惧，关于在不确定中寻找确定性。”
沈砚：“会很难看。康复的过程很狼狈。”
于晚晚：“真实从来都不完美。但真实有力量。”
沉默许久，沈砚终于写下：“如果你陪我。”
“永远。”于晚晚在这两个字下面画了重重的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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