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椅之上，已非当年亲临李斯寿辰、于众人面前痛哭失仲父的年轻君主。岁月同样在这位皇帝威严的脸上刻下了风霜与深思的痕迹，帝国的重担让他眉宇间愈发沉稳，也让他眸光的每一次闪动，都承载着治理这个庞大国家的、外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与复杂。在处理堆积如山的奏章、权衡各方利害的政务间隙，在面临关乎国运的重大抉择而独对孤灯的深夜，他常常会不由自主地停下御笔，或负手缓步走到廊下，仰望那浩瀚无垠的星空。每当此时，那位已然故去多年的老丞相的身影，便会清晰地浮现在眼前，连同他那睿智、深远、甚至有时略显严厉的教诲，在寂静中回响——“帝常思丞相教诲”，这已成为他帝王生涯中一份深沉的精神依托。
他首先回想起的，总是恩师李斯关于“以民为本”的最终、也最重的嘱托。这不再仅仅是竹简上的几个字，而是化作了具体的执政重量。每当有大臣慷慨陈词，提议增加赋税以充实因边患或工程而稍显空虚的府库，或者为了某项彰显帝国威仪的宏大工程而计划大规模征发徭役时，这句话便会像警钟般在他心头敲响。他会按下立即批准的冲动，转而更加审慎地追问：现有损耗几何？有无替代之策？可否分期缓行？他要求有司拿出更详尽的预算与民力调度方案，力求在达成目标与体恤民情之间找到那微妙的平衡点。这“以民为本”的理念，已从当年恩师口中的治国大道，逐渐内化为他批阅每一份相关奏章时近乎本能的价值标尺。
他亦回想起恩师晚年对“制科”取士的坚定支持，以及那些随信附上的、细致入微的注意事项。在他后来逐步完善并大力推行科举制度的过程中，李斯当年信中所提及的“严查门第关节以防舞弊”、“经义之外当重实务策论以防僵化”、“兼顾南北士子以收天下之心”等要点，都成了他制定细则、改革弊端时反复斟酌、引以为戒的宝贵经验。当他看到通过相对公平的科考，越来越多的寒门才俊怀揣报国之志走出乡野，以其真才实学充实着帝国的各级官署，为暮气渐生的朝堂带来新风时，他便会于丹陛之上，深感恩师当年在看似平稳的世袭与举荐旧制中，力主开辟此径的远见卓识，其利在千秋。
他还回想起恩师那“心怀天下”的宏大期许。这份期许，推动着他的目光超越宫墙，越过一时的胜负与财政盈亏。他开始更多地思考帝国的百年根基如何巩固，边疆的安宁如何从单纯的武备屯戍转向教化与羁縻并重，不同地域的文化如何在“书同文、车同轨”的大一统之下和谐共生，以及与远方邦国是该怀柔通商还是耀武宣威。他会命内侍从秘阁中取出恩师晚年主持编纂的《寰宇志》，轻轻拂去锦套上的微尘，展开那幅笔触严谨却仍显朦胧的世界示意图，目光随着抽象的线条与注记游移，思考着自己统治的帝国，在这片更为广阔、充满未知的天地间，究竟处于何种位置，又该走向怎样的未来。
有时，在深感帝王高位之孤寂、权力漩涡之微妙时，他甚至会想起恩师晚年急流勇退、归隐林下的那种功成身退、淡泊通透的气度。这份记忆，犹如一剂清凉散，让他在复杂的朝局平衡与权力诱惑中，努力保持一份难得的清醒与克制。他不过分贪恋事必躬亲所带来的掌控感，懂得适时将权柄授予可信的能臣干吏；也不对功高者无端猜忌，尽力维持着朝堂之上必要的张力与活力。这份源于对恩师晚境理解的智慧，帮助他维系着帝国中枢的某种动态平衡。
这些来自故去丞相的教诲，并未随时间流逝而褪色，亦非僵化不变的教条。它们已如盐溶于水，无声却切实地融入了他的执政实践，化为了抑兼并的政令、选贤能的准则、处理藩务的策略以及深夜独自面对困境时的思维方式。在无数个更漏声残、烛影摇曳的深夜，当他从浩瀚的奏章中抬起头，恍惚间，仿佛能感到恩师那双洞悉世情、充满期许与冷静的眼睛，仍在宫殿的某个角落，默默地注视着他的一笔一划，提醒着他为君者的责任，引导着他避开曾令无数帝王失足的歧路。
“若仲父尚在，对此事会如何看法？又会如何劝朕？”这已成为皇帝遇到两难决断时，一种近乎习惯性的内心自问。尽管斯人已逝，骸骨早寒，但其思想、其风骨、其以毕生经验凝成的治国智慧，却通过这种方式，依然参与着帝国每日的晨昏定省，影响着这个庞大王朝的航向。这份“帝常思丞相教诲”的静默传承，是李斯政治遗产的最高体现，也是一个臣子以身许国之后，所能获得的、超越生死界限的无上荣光。这份荣光，不刻于碑碣，不载于典册，却深深烙印在帝国前行的轨迹之中，与皇座之上那不绝如缕的追思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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