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过得飞快，转眼便到了我满月这天。
鸡叫三遍，天还没完全亮透，张家院子里已经热闹起来。奶奶和二婶在灶房里忙活，锅碗瓢盆的碰撞声混着压低的说笑声，像一首朴实的晨曲。
我躺在炕上，听着外面的动静。母亲已经起身，正对着一面巴掌大的破镜子梳头。镜子缺了个角，但被她擦得锃亮。她用木梳将头发仔细梳顺，在脑后盘成一个利落的发髻，又换了件洗得发白但干净整洁的浅灰色斜襟褂子——这是她最好的一件衣服了。
“咱们念念今天满月了。”母亲转身把我抱起来，用手指轻轻点了点我的鼻子，眼里有笑意，也有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这一个月，她既要休养身体，又要操心我这个“挑剔”的女儿，确实不轻松。
我努力对她咧了咧嘴——尽管这表情在婴儿脸上大概只是个无意识的抽动。母亲却惊喜地低呼一声：“呀，念念笑了！”
奶奶闻声撩开门帘探头进来：“我孙女笑了？快让我瞧瞧！”她手里还拿着锅铲，凑过来看。
我只好继续“表演”，眨了眨眼，又努力动了动嘴角。
“哎呦，真笑了！”奶奶脸上笑开了花，“我就说咱们念念是个有福气的，满月就笑，将来准保聪明伶俐！”
正说着，院子里传来爷爷洪亮的声音：“都收拾利索没？一会儿客就来了！”
“就来就来！”奶奶应了一声，又嘱咐母亲，“把念念那身新衣服换上，红肚兜也穿上，喜庆。”
母亲给我换上了一身细软棉布做的小衣服，也是浅蓝色的，袖口和领口绣着简单的云纹。又给我系上了一个大红色的肚兜，上面用黄线绣了个歪歪扭扭的“福”字。这肚兜针脚粗疏，一看就是生手绣的。
“这是你三哥建党非要给你绣的，”母亲笑着解释，“跟着你二婶学了三天，扎了满手针眼，就绣出这么个‘福’字。”
我心里微微一暖。那个脏兮兮想戳我脸的小男孩，居然还有这份心思。
穿戴整齐，我被母亲抱到了堂屋。堂屋已经简单收拾过，正中央的桌子上铺了一块洗得发白的蓝布，上面摆着几个粗瓷碗，碗里装着炒南瓜子、晒干的红枣，还有一小碟稀罕的什锦水果糖——这肯定是父亲从县里弄来的。
爷爷穿着整洁的中山装，坐在主位上，虽然衣服旧得领口有些磨损，但扣子扣得一丝不苟。他看见我，严肃的脸上露出笑容，伸手想抱我：“来，让爷爷抱抱满月的小孙女。”
母亲小心地把我递过去。爷爷的手臂结实有力，抱孩子的姿势却有些僵硬，但他很小心，让我稳稳地靠在他胸前。我闻到他身上淡淡的旱烟味和阳光晒过的棉布味道。
“嗯，重了点。”爷爷掂了掂，满意地点点头，“脸上也有肉了，不像刚生下来那会儿，跟个小猫崽似的。”
陆续有客人到了。
最先来的是二叔张国强一家。二婶抱着他们最小的儿子，五岁的张书林进来。后面跟着二叔和两个堂哥。二婶快人快语：“爹，娘，大哥大嫂，我们来了！哎呀，快让我看看咱们小寿星！”
她凑过来看我，嘴里不住夸赞：“瞧瞧这眉眼，多俊！随大嫂，皮肤也白，不像我们家那几个，跟黑煤球似的。” 她的话引得大家都笑起来。
接着来的是几位和张家关系近的邻居。王奶奶、李爷爷、赵婶子……都是朴实憨厚的庄稼人。他们有的提着一小篮子鸡蛋，有的拿着几尺花布，有的就包了一小包自家种的红薯干。礼物不重，但都是一份心意。
每个人都要凑过来看看我，说几句吉祥话。
“这孩子眼睛真亮，有神！”
“满月就长这么好了，将来肯定身体壮实。”
“老张头，你好福气啊，盼了这么多年，终于得了个孙女。”
爷爷笑得合不拢嘴，平日里大队长的威严架子此刻全放下了，只是一个为孙女高兴的普通老头。
堂屋里很快坐满了人，大家喝着白开水，嗑着瓜子，拉着家常。话题自然离不开庄稼收成、村里琐事，也少不了夸我。
我表面上安静地躺在爷爷怀里，实则耳朵竖得老高。从这些零散的对话中，我拼凑出更多关于这个村庄的信息：今年的玉米长得不错，但交完公粮剩不了多少；公社可能要组织修水渠；谁家儿子在部队提干了；谁家闺女要说亲了……最让我注意的是，有人低声提到了孙家。
“……听说孙婆子这几天老往公社跑。”
“可不是，仗着她娘家侄子有点关系呗。”
“再有关系也不能不讲理啊，推了孕妇还有理了？”
“嘘，小点声……”
正听着，院子里传来一阵略显迟疑的脚步声。
门帘被掀开，孙婆子和她儿媳妇王桂花出现在门口。王桂花手里提着一个盖着蓝布的篮子，低着头，不敢看屋里的人。孙婆子脸上挤着笑，但那笑容有些僵硬。
热闹的堂屋瞬间安静了几秒。
爷爷脸上的笑容淡了些，但很快恢复正常，开口道：“来了？进来坐吧。”
奶奶的脸色就没那么好看了，她板着脸，转身进了灶房。
孙婆子拽了拽王桂花的袖子，两人走进来。王桂花把篮子放在墙角，声音细得像蚊子：“张叔，婶子，大哥大嫂……我们，我们来给……给孩子贺满月。”
爷爷点点头，没多说。
孙婆子干笑着凑过来看爷爷怀里的我：“这就是小孙女吧？长得真……真水灵。”她大概想夸点别的，但看到我脸上早已消退但或许还能看出一点痕迹的微黄（婴儿黄疸），又把话咽了回去。
王桂花也抬头飞快地瞥了我一眼，眼神复杂，有愧疚，也有点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
气氛有些尴尬。
这时，父亲张国锋从外面回来了。他今天特意请了一天假，刚才去村口小卖部打了半斤散酒回来。看到孙家婆媳，他脚步顿了顿，脸上的笑容也收敛了。但他还是朝她们点了点头，算是打过招呼，然后径直走向爷爷，低声说了句什么。
爷爷听完，抱着我的手微微收紧了一瞬，但面上不显，只是对孙婆子说：“坐吧，站着干啥。”
孙婆子和王桂花在角落找了两个小板凳坐下，像是两个误入热闹宴席的局外人。
满月宴的主角本应是我，但我这个“主角”却只能被动地接受一切。此刻，我更多地在观察孙家婆媳。王桂花大约二十出头，模样周正，但面色憔悴，手指关节粗大，是常年劳作的手。她一直低着头，手指无意识地绞着衣角。
我能感觉到，她对母亲是有愧疚的。但那种愧疚，在婆婆的压力和自家利益的权衡下，显得微不足道。
“开饭了！”奶奶和二婶端着几个大碗从灶房出来，打破了略显凝滞的气氛。
说是宴席，其实很简单：一盆白菜炖粉条，里面难得地飘着几片肥肉；一盆玉米面贴饼子；一碟咸菜疙瘩；还有一盆蛋花汤，里面零星浮着些葱花。这就是招待所有客人的午饭了。
但在1965年的中国农村，这已经是相当体面的招待了。尤其是那几片肉和每人碗里那个金黄的荷包蛋，让所有客人都露出了真诚的笑容。
男人们开始喝那点散酒，话也多了起来。爷爷作为主人和大队长，自然成了中心。话题渐渐从家长里短转到了生产队的事情上。
我趁机“装睡”，闭着眼睛继续听。
“……公社下了通知，秋收后要组织学习，”爷爷喝了口酒，缓缓说道，“大家思想上都要跟上。”
“学啥？”有人问。
“学文件，学精神。”爷爷说得比较含糊，但眉头微微皱着，“反正都积极点，别掉队。”
我心里咯噔一下。虽然爷爷没有明说，但我前世模糊的历史知识告诉我，这个时间点，“学习”往往不是字面意思那么简单。山雨欲来的感觉更浓了。
饭桌上，孙婆子几次想插话，似乎想缓和关系，但都被其他人有意无意地岔开了。王桂花从头到尾几乎没抬头，只吃着自己碗里的东西。
吃完饭，又坐了一会儿，客人们便陆陆续续告辞了。每个人都过来再看了看我，说几句祝福的话，然后离开。
最后走的才是孙家婆媳。
孙婆子拉着王桂花走到爷爷和父亲面前，脸上堆着笑：“大队长，国锋，你看……以前的事，是桂花不对。她也知道错了，在大会上做了检讨。咱们一个村住着，以后还得互相帮衬不是？她娘家哥哥那边……”
“孙婶子，”父亲开口打断她，声音不高，但很坚定，“一码归一码。桂花推了秀兰，该受的罚受了，这事在咱这儿就算翻篇了。至于别的，”他顿了顿，“我爹当大队长，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对谁都一样。您说呢？”
孙婆子脸上的笑僵住了，张了张嘴，最终没再说什么，扯着王桂花走了。
等所有人都离开，院子门关上，家里的气氛才真正松弛下来。
奶奶一边收拾碗筷，一边撇嘴：“黄鼠狼给鸡拜年！拎了六个鸡蛋来，还好意思提她娘家哥哥！”
爷爷坐在椅子上抽旱烟，烟雾缭绕中看不清表情：“她提她的，咱做咱的。心里有数就行。”
母亲把我从爷爷怀里接过去，轻声说：“我看王桂花……像是真知道错了。”
“知道错有啥用？”奶奶还是气不顺，“要不是咱念念命大，知道错也晚了！”
我靠在母亲肩头，看着院子里逐渐西斜的太阳。满月宴结束了，我正式成为这个家庭、这个时代的一员。今天的热闹与暗涌，温情与尴尬，仅仅是这个漫长年代里微不足道的一天。
但对我来说，这是扎根的开始。
窗外，不知谁家的收音机又响了起来，播放着激昂的歌曲。歌声飘进院子，混着晚风，吹动了晾衣绳上我那件小小的、浅蓝色的新衣服。
满月的日子过去了。明天，生活仍将继续，在红旗公社第三生产大队，在这个小小的张家院里，在所有平凡的、努力活着的人们中间。
而我，张念念，得先快点长大。
至少，要长大到能自己吃饭，不用再为“喝不喝母乳”这种问题而烦恼。
想到这里，我忍不住在母亲怀里，轻轻叹了口气——尽管听起来，只是一声婴儿细微的、似有若无的吐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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