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见大哥的病一日比一日重，我心急如焚。思来想去，决定用西医的法子试试。只是家里上下都甚为保守，既不了解、也不信任西医，我只好背着母亲、大嫂他们给英国的同学发电报、打电话，托他们找寻认识的、能够来中国的医生。不过，他们认识的专治肺病的医生也许不少，但是能够来中国的恐怕几乎为零。我只能抱着一丝丝希望，四处问询。哪怕得到一点中肯的治疗建议，我都会如获珍宝。
这一日，忽然仆人来报，说有一位许先生拜访。我有些纳闷，忙忙翻看联络目录，和近期的联系人名单，回忆是否跟姓许的同学或朋友联络过——如果是不太熟识的客人，最好提前跟朋友了解一下，“备一下功课”，以免失礼。
正焦灼间，大嫂领着芸儿从外面进来了。我问大嫂可见了来客，长什么样子。芸儿高高兴兴的告诉我说，“那人戴着一副眼镜，圆圆的。”
大嫂微微一笑，点头说是。
我顿了半刻，才猛然想起来是他。摸摸芸儿的头，高兴不迭。忙到客厅，果然是许牧原。
“怎么好久不来喝茶？我可是准备了上好的大红袍等你。”说着，我将沏的滚滚的茶给他倒上。
许牧原笑道，“最近课程多，早就想来，只是脱不开身。今天正好休息，便过来坐坐。”
他喝了一会茶，问道，“你大哥的病怎么样了？”
我便将近期四处问询的事情说了。一看我苦恼的脸色，他便知道我的奔波尚无收获。
“我倒是认识一个朋友，他的父亲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医师，。”
“真的？”我当即十分欢喜。然后即刻遏制住了兴奋的火苗，跟许牧原悄悄说，“那咱俩先去看看，偷偷出去，不能让我家里人知道。”
事不宜迟，我立即让家里的司机开了别克，送我和许牧原去了他所说的伊藤诊所。
伊藤医生年近花甲，精神矍铄，通过交谈，方知道他是一位学贯中西的老医师，已经在上海居住了将近十年，能够熟练的说日语、汉语还有英语。日本的医学虽然与中国的传统医学有一脉相承之处，但是早在十八世纪的明治时代，他们就已经实施了废止汉方的政策，积极的借鉴西方的医学精髓与成果，使得短短的几十年前，已经远远超过中国的医学水平，两者之水平，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我跟他说起大哥的病情，他表示非常担忧。建议最好尽快来他的诊所深入检查，以确定治疗方案。然而我心疑虑的是，大哥一向民族情绪浓烈，如果知道伊藤医生是日本人，无论如何也不肯来的。
于是我和许牧原以大哥病重为由，极力请伊藤医生亲自去我家公馆。
伊藤医生很爽快的答应了。他知道像我和许牧原一样的新时代青年会开明的对待科学与种族，亦知道保守的中国人更多关切于日本军国对中国的抢夺与屠杀。但是他认为自己作为医生，救人是他的天职，所以无论什么人来，带着什么样的祈求或是憎恶，他都已经习惯包容。
我已经和母亲打过招呼，她和大嫂也无异议。唯有大哥，我们并不告知什么医生来看他，希望就此瞒过去，看情况再做筹谋。
伊藤医生携带了许多仪器，仔细的检查了大哥的病状。事后同我说，他觉得大哥的情况很不好，简略说了一些他的初步判断——具体情况要等他的检查结果出来才能知晓。
我听了他的分析，颇为讶然和折服。此前来来往往的老中医见解无新，用药也十分传统，甚至还在以曼陀花等具有毒性的药物作为麻醉剂，来帮助病人止住痛苦，丝毫不了解西方已经研制出的麻醉剂、阿司匹林等药物。而伊藤医生，却熟知西方和日本医学的最新成果和进展。
这样想着，我决意请大哥接受伊藤诊所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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