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54年生人，年近古稀的我腿脚还算利索，每天都要快走一万多步，我感到十分庆幸，不光是因为还有这个能力，更因为原本我的腿是会有残疾的，改变这一切的是那年乘车时一次不经意间的换座。
这事还得从四十九年前，我经历的一次车毁人亡的重大事故说起。
1974年8月，我们高炮营在某空军机场完成空炮合练任务后回返，安排了两天行程。
第二天一早，车炮提前在公路上按顺序排列成行军纵队，早饭后，时任班长的我组织全班登车完毕，又检查了一遍火炮牵引情况。
确认一切正常后，我抬腿正要上车时，忽地从车上跳下个人，扯住了我的后衣襟，回头一瞅，原来是指挥班搭乘本车的侦察兵牛绍荣。
我吃惊地看着他：“啥事？”
“班长，我…我…”支支吾吾地欲言又止，他是去年入伍的昆明兵，平时同我接触不多，有些拘谨。
“我想跟你换个座！”
“为啥？”“后头太颠了，我有点晕车。”他红着脸，吞吞吐吐地说。
为防出现突发情况后，能以最快的速度下车到达炮位，班长及每个炮手在车上，都按作战要求划分了相应的座位。
班长坐在前进方向的车厢右侧之首，这个位置便于跟在副驾驶座上的带车干部联系，指挥全班行动，颠簸感也相对最弱。
而搭乘人员则只能捡漏，首日行军，大家都是按照规范就坐的，牛绍荣坐在了车厢右后首，这是全车颠簸度最大的位置。
听了他的要求，我有些抵触和不快，你想坐得舒适点，难道我就不想？本想推辞。可一想他是外班的，又是新同志，况且还有晕车的情由，关照一下他也是应该的，于是，我便点头答应了。
“谢谢班长！”他有点不好意思地低声说了一句。于是，我俩悄无声息地调换了座位。
天有不测风云。出发两个多小时后，我们班的牵引车在向左急转弯时发生了侧翻，重重地一头栽到道路下侧干枯的稻田地里。
事故造成了死亡一人，重伤三人，轻伤五人，牵引车和火炮被毁的惨烈后果，我俩都是重伤员，牛绍荣右大腿骨折，我则是右耻骨、左锁骨和肋骨骨折。
送到医院后，医生很快为牛绍荣做了手术，也许是当时设备器材落后，或许医生技术水平欠佳，他术后行走有些瘸跛；我虽折了三根骨头，却不是主要的，住院治疗三个多月后，恢复如初，没有因伤情影响提干，他则于服役期满后退伍。
2019年，我到云南参加纪念对越自卫还击作战40周年战友聚会，从河口回来在蒙自住宿时，一位战友称收到一连原驾驶班长发来的信息，希望我与他联系。
我感到有些突兀，心想，原不是一个连队的，虽然认识，印象并不深，就没理会。
一天后，这位战友拿着手机又来找我，说那人打来电话想跟我聊聊，如此执着，必有缘故。便接过手机与他通话，打电话的这位驾驶班长是1973年入伍的昆明兵张明.
原来，他的同乡和同年入伍的好友，也就是当年将车开翻的肇事司机马新平，得知我到云南后，托他传话想同我见个面，接着告知了马的手机号，他的话也消除了我的一个误会，此前，我一直认为是马的师傅把车开翻的。
也是事有凑巧，在去昆明的公交车上，原先说好接站的战友打来电话，称临时有急事无法前来，帮我联系下榻宾馆的事也落了空。这可如何是好?情急之下，我想起了马新平，就打了他的手机，请他接站。
出事后，当年他就被安排退伍了，此时我们已经整整四十五年没见了。接站后，马新平为我安排了住宿宾馆并请我吃饭，虽然他一句也没提当年的事，但我明白他是想通过这种方式，表达自己迟到的歉意。
席间，有不少战友作陪，有熟识的也有不太熟识的，可唯独没见牛绍荣。
“怎么牛绍荣没来？”我有些不解，他们同乡同年入伍且又同连，实在不应落下他。
这时，我特别想见见他。当年，要不是他与我换座，瘸腿的就是我，哪里还会有我的今天。
“他走了。”
“走了！什么时候走的？”我大吃一惊。“好几年了，走的时候才五十多岁。”马新平回答。
没想到他走得这么早，不知因何而走？马没说，我也没问，意外之余不禁为之惋惜。
这时，我突发联想，当时本车没有带车干部，马坐的副驾驶位紧贴班长的座位，牛绍荣与我换座，除表面的理由外，是否还有便于与这位老乡途中聊天的原因呢，而后来他换到主驾驶位上开翻了车，是否又与适才聊天分散了精力有关呢？
有些事的发生实际上是环环相扣的，但不管怎么说，我是个幸运儿，却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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