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俄的报刊上常常出现千篇一律的说法。
“这是公平的审判，这是人民的意志的体现。”
实际上呢？
每一个了解莫斯科政治学的人们都知道，所谓的“人民的意志”不过只是虚假的、甚至原本就充满讽刺意味的言语，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或许用“这是领袖的意志”无疑是更为准确的。
只不过，人们总喜欢用华美的词藻去掩盖这一切，人民即是领袖，领袖即是人民，或许，这才是正确的，尽管领袖只有一位，但领袖也只需要一个，一个也就足够了。
领袖的意志是必须要服从的，领袖是从不会犯错的。几乎每一个人，每一名官员都必须要牢记这一点，否则等待他的恐怕就是内务部秘密警察的快速审判，地下室内的快速处决或者西伯利亚的“农场”。
在过去的几年间，莫斯科的官员们，快速适应着这种变化，对于环境的变化，人们总是表现出惊人的适应能力，而在过去的几年间，热情高涨的人民群众进入相互检举揭发阶段；于是，苏俄各地都遍布着大大小小骇人听闻的阴谋和犯罪。不过，对普通人来说，更多时候，是一辆黑色轿车停在楼下，他们战战兢兢等待那个恐怖的敲门声，最后惊喜地发现，原来是邻居一家从此消失。
当然，对于这一切，作为领袖，斯大林是了解，否则他就不会在去年下令停止快速审判，但同样的，出于统治哲学的需求，他又需要人们对他产生这种敬畏，因为敬畏是可以带来忠诚的。
又一次，在这个深夜之中，斯大林几乎没有认真的审阅面前的报告，便在厚厚的一叠死刑审判书上签了字，而无一例外的，在这些审判书上，已经签下了莫托洛夫、贝利亚以及每一个人民委员的名字，而他的名字，则签在了最后一位，似乎，他只是在所有人都同意之后，才有些“无奈”的作出了签字，同意了大家共同认同的“审判结果”。
“……根据目前掌握的情报来看，第一集团军群，确实发生了部队的大规模投降，许多胆小的指挥官，可耻的背叛了祖国，成建制的选择向中国人投降，但，也有一些部队，他们在陷入包围之后，选择了战斗，无疑，他们都是苏联的英雄！”
毕恭毕敬的站在斯大林的办公桌前，贝利亚用委婉的，更准确的来说，是磨棱两可的言语，对第一集团军群的调查作出了“结论”，尽管这个结论并不见得符合领袖的需要，但这却是唯一“合理”的结论了，他相信最终，领袖会认同他的这一结论。
“这是必然的，在革命的道路上，有一些人背叛了革命，同样也有许多同志选择了牺牲，但是，为什么，我们无法同第一集团军群取得联络呢？”
盯视着贝利亚，斯大林话语看似有些疑惑，但是语气中却又带着不容质疑的意图。
“科学院的无线电学院士们给出的答案是，无线电是可以干扰的，如果中国人实施了干扰，前线的部队电台无法接收或发出信号，当然，这存在着一些技术上的问题，但并非不可克服的，也许，在这一技术领域，中国人已经远远超过我们，或者其它国家，因此……”
在汇报时，贝利亚的措词显得极为谨慎，为了这个“合理”的报告，他甚至不惜通过制造一场飞机失事，从而清除了派往蒙古的调查小组，现在他所需要的仅仅只是将一切合理化，从而避免在将来引火烧身或者作为“替罪羊”。
而这正是他同他的前任的不同，他的前任是一个粗鲁的，作事不经大脑完全遵从领袖意志的人，而相比之下，贝利亚清楚的知道，如何在达成领袖意志的情况下保护自己，就像现在内务部实施的新一轮的清洗，他的处理方式就显得极为灵活，当然，这一切都是面前的这位领袖无从得知的。
但在另一方面，他清楚的知道，在面前的这位领袖决定再一次恢复大清洗的时候，在过去的一年中，协助在清洗中被不公正开除出党的数以万计的人恢复党籍，并用内部调查的方式说服斯大林停止清洗的过去，使得自己处于一个极其危险的边缘。
因此，现在他必须要保护自己。为了保护自己，曾经被搁置的几十万个案件的被重新提及了，尽管他明知道那些案件会使几十万人遭到逮捕和枪杀，但是现在，他并没有其它的选择，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护自己以及那些需要保护的人。
“贝利亚同志，我相信，那只不过一些托辞罢了！”
拿起烟斗，深吸了一口烟，斯大林又继续说道。
“当然，也许存在着这种可能性，但是，我们却不能否认另一种可能性——”
回过身盯视着贝利亚，斯大林用不容质疑的口吻说道。
“在军队之中，不满的情绪正在酝酿着，总有一些人他们对我们是心存不满的，他们一直在等待着机会，而现在，战争就是最好的机会，他们试图通过战败来警告我们，就像是革命战争时期一样，在国内革命时期，我们的许多军官都是白军军官，他们试图用军事观点左右我们的政策，甚至不惜通过失败来显示他们的重要性，现在，无论是芬兰亦或是蒙古，都存在着这种可能性，但是，酝酿这种情绪的并不是反动的白军军官，而是由我们所培养出来的指挥员，难道，这不是可耻的背叛吗？”
对于生性多疑的斯大林来说，当他认定某一件事的时候，他就不会再怀疑自己的判断，反而会竭尽可能的证明自己的正确，领袖是不会犯错的，同样也不会做出错误的判断。
如果说芬兰的挫败只是偶尔，那么蒙古战场上的局势骤然急变，则证明在军队内部不满的情绪的正在酝酿着，因此，他必须要在那股情绪演变成风暴之前，将所有的威胁消灭于无形之中。
“是的，斯大林同志，现在，在我们的内部确实存在着许多的反革命的或者潜在的反革命分子，因此继续进行肃反无疑是极为必要的，但是，斯大林同志，我们同时还需要注意到的是，肃反的扩大化带来的另一个弊端，那就是，会有许多人会为了减称自己的罪状，而疯狂的陷害他人，这也是我们必须要加以警惕的，尤其是一些顽固的反革命的、卖国的叛徒，他们更会籍机陷害他人……”
贝利亚巧妙的将一切都推到了顽固分子的头，即便是扩大化，那也不是出自于眼前这位领袖的错误，而是潜藏在内部的敌人借刀杀人的阴谋罢了，他深知这一观点，恰又是面前的这位领袖所需要的，果然，他的这番评断让斯大林深以为然的点了点头。
“贝利亚同志，你的提醒是正确的，也是急时的！”
看着贝利亚，深知他与他的前两任有着截然不同之处的斯大林，在赞同他的观点时，又特意强调道。
“所以，才需要内务部的侦查员们更加努力的工作，在挖出我们内部敌人的同时，确保我们的同志不会遭受敌人的陷害！”
“是的，斯大林同志，请您放心，内务部的同志，绝不会冤枉任何一个好人，当然，也绝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敌人！”
几十分钟之后，在贝利亚离开克里姆林宫的时候，坐在汽车上，他像是心有余悸似的摘下那副让他整个人都显得文质彬彬的金丝边眼镜，然后谨慎的用手帕擦去额上的些许汗水，这些汗水直到坐上车的时候才流出来。
而此时，他才觉察到他的后背已经被汗水浸透了，即便是做为这场“肃反行动”的主持者，贝利亚也清楚的知道，最终他会遭受什么，就像他的那两位前任，曾经他们可谓是风光无限，但是现在呢？却早已成为被“肃清”一员。
或许，这正是莫斯科的政治学中的一个核心——每一个人都渴望成为斯大林的坐上宾客，但是每一个人在前往克里姆林宫“用餐”的时候，却都在担心着一个问题，在“宴会”结束的时候，他们是回到自己的家中，还是消失在卢比扬卡广场的某一个房间里，这样的命运，即便是作为卢比扬卡广场的主人也是无法避免的。
“哎！真是一个幸运的家伙！”
想到这里，贝利亚反倒羡慕起远在东方的那个中国人了，他挑动了一场原本没有希望的战争，但是那场没有希望的战争，却因为苏俄自身的问题，使得他拥有了赢得胜利的希望，出于种种需要，无论第一集团军群是背叛还是战斗，他们实际上都已经被放弃了，即便是他们侥幸突围，等待他们的仍然将是西伯利亚的集中营或者内务部的处决室，而如果他们投降的话，无疑则印证着领袖的“正确性”。
而现在，对于贝利亚而言，他需要展开一些工作，以此去证明领袖的正确，尽管他并没有从领袖那里得到直接的指令，但这却是他需要进行的工作。
“真是棘手的事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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