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党校宿舍已是晚上九点，马副书记正在灯下读《红旗》杂志，见他回来，点了点头：“郭省长找你谈话了？”
“嗯，谈了下一步工作思路。”我简单应道，脱掉外套挂在椅背上。
宿舍里很安静，只有窗外偶尔传来的蛙鸣。我打了热水洗脚，脑子里却像陀螺一样转个不停。
陈教授的理论课、小组讨论的争论、郭副省长的提醒……种种画面在脑海中交织。他突然意识到，自己这四年的路走得太顺了——星火拖拉机一举成名，平遥牛肉试点成功，茶煮匠遍布全省，甚至连省领导都对他青眼有加。
这种“顺”，让他产生了一种错觉：自己可以在这个时代为所欲为，可以凭借后世经验加速一切进程。
但现在看来，不行。
1965年的中国，计划经济体系严密，意识形态高度统一，任何突破框架的尝试都可能被视为“异端”。专业化商业公司、市场化运作、股份制改革……这些在80年代被证明行之有效的措施，放在现在就是“资本主义尾巴”，是要被坚决割掉的。
我躺到床上，盯着天花板上斑驳的水渍，思绪越飘越远。
自己这几年弄出的动静太大了——一个农村少年搞出拖拉机厂、推动牛肉产业化、还写什么“专业化公司设想”，在有心人眼里，这足够被贴上“走资派”的标签。
冷汗，不知不觉浸湿了背心。
必须收敛，必须……
一个更疯狂的念头突然冒出来：要不要趁现在局势还没完全收紧，找个机会去香港？
这个想法让我心跳加速。
作为重生者，我太清楚香港未来二十年的黄金发展期了。1965年的香港，房地产刚刚起步，股市尚未起飞，制造业方兴未艾。如果能去香港，凭借后世的商业眼光，十年之内就能建立起庞大的商业帝国。等到改革开放再回大陆，那就是降维打击……
但下一秒，这个念头就被我自己否决了。
怎么去？现在港澳通行证管控极严，除非有特殊公务或探亲理由，否则根本办不下来。偷渡？风险太大了，一旦被抓，不仅前功尽弃，还可能连累韩家村的乡亲们。
更重要的是——
林雪晴怎么办？
我眼前浮现出那个北京姑娘的样子：扎着两条麻花辫，眼睛亮晶晶的，说话时总带着真诚的笑容。去年北海公园的告白，清华校园里的并肩漫步，图书馆里她认真看书时的侧脸……
“我会等你。”她说这话时的眼神，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如果自己偷渡去香港，不告而别，雪晴会怎么想？她的父母本来就因为自己“农村出身”“思想太活”而不太满意，要是再来个“畏罪潜逃”，那这段感情就真的完了。
“我重生到这个世界，难道连自己心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我在心里问自己，“赚再多钱又有什么用？难道要像前世一样？”
不。
我猛地坐起身，把对面的马副书记吓了一跳。
“小韩，怎么了？”
“没事，马书记。”我深吸一口气，“就是想起些工作上的事。”
重新躺下，我做出了决定：不能走，至少现在不能。不仅因为雪晴，也因为韩家村的乡亲们，因为星火厂的工人们，因为那些相信他、跟着他干的人。
我得留下来，在这个框架内寻找出路。
想通了这点，我反而轻松了。既然暂时走不了，那就沉下心来，好好在这个时代生存、学习、积累。党校这三个月的学习，正是绝佳的机会。
第二天开始，我调整了状态。
课堂上，我不再急于表达那些“超前”观点，而是认真听讲、做笔记，遇到不懂的理论就向陈教授请教。小组讨论时，我更多是倾听，只有当话题涉及具体实践时，才会谨慎地分享一些平遥牛肉试点的做法。
课余时间，我主动约同学出去“搓一顿”。
党校附近有几家老字号小馆子，价格实惠，味道地道。我凭借前世的美食记忆和这四年在山西的见识，总能点出几道让人惊艳的菜。
第一个周末，我请了马副书记和另外两位同学去“晋阳春”。
这是一家开了三十年的老店，门脸不大，但食客盈门。四人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我熟门熟路地点菜：“一份过油肉，一份阳春三蒸，一份香酥鸭，再加个酸汤鱼锅。马书记，您看还要加点什么？”
“够了够了。”马副书记摆摆手，“咱们四个人，四个菜正好。”
等菜的时候，我自然地引出话题：“这家店的过油肉是招牌，用的肉是吕梁黑猪肉，肉质紧实。不过我发现，同样都是黑猪肉，吕梁山区放养的和汾河谷地圈养的，味道还真不一样。”
“哦？怎么不一样？”来自吕梁的马副书记来了兴趣。
“山区放养的猪，运动量大，脂肪层薄但均匀，肉有嚼劲，带点野味。”我说，“平川圈养的，肥肉多些，更香糯。所以做菜时，前者适合快火爆炒，后者适合慢火炖煮。”
“说得在理！”同桌的商业厅赵处长点头，“我们厅里搞副食供应调研时，也发现这个问题。但现在统一收购、统一屠宰，很难区分开来。”
“其实可以尝试分级。”我顺势说，“就像平遥牛肉，我们按饲养时间、肉质等级分了三级，价格不同，满足不同需求。群众反响不错。”
“这个思路好。”马副书记若有所思，“我们吕梁的红枣，其实也可以分级。大枣、小枣、鲜枣、干枣，现在都是一口价，农民没积极性。”
一顿饭下来，气氛融洽，话题从美食延伸到特产，再到地方经济，自然而深入。
接下来的几周，我用这种方式，几乎把班里的同学都请了一遍。每次聚餐，我都不谈大道理，只聊具体的、接地气的东西：哪里的陈醋最醇厚，汾酒怎么品鉴，平遥牛肉的二十四道工序，山西面食的七十二种花样……
在这些看似随意的交谈中，我了解到了各个地市的实际情况：晋北缺水，晋南地少，晋东有煤但运输不便，晋西革命老区基础薄弱。我也摸清了一些同学的性格和思路：谁保守，谁开明，谁务实，谁教条。
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美食社交”，我建立了初步的人脉网络。这些年轻干部都是各地骨干，未来很可能走上更重要岗位。现在结下的交情，将来可能就是合作的契机。
这是我重生以来最轻松的一段时光。不用绞尽脑汁想怎么“改变世界”，不用提心吊胆怕“踩红线”，只需要做一个认真的学生，一个真诚的朋友。
我甚至开始享受这种节奏：早上六点起床跑步，七点吃早饭，八点上课，下午讨论，晚上自习或聚餐。规律、充实、平静。
但这种平静，很快就被打破了。
六月下旬的一天傍晚，我刚和几个同学从图书馆回来，宿舍管理员就喊：“203韩浩，电话！”
电话是王教授从韩家村打来的，声音焦急：“小韩，出事了！今年夏雨到现在都没下，试验田这边已经开始受影响。我看了气象资料，这是典型的‘伏旱’征兆，普通农田受灾会更严重！”
我心里一沉。
伏旱——这个词我太熟悉了。作为正宗的山西本地人。小时候常听老人说起过。
“王教授，您别急，我马上回来！”我放下电话，立即打给赵经理。
半小时后，茶煮匠太原办事处派来一辆老式吉普车。我跟党校请了假，连夜往韩家村赶。
吉普车在坑洼的土路上颠簸，车灯照亮前方飞扬的尘土。我看着窗外，夜色中的田野一片寂静，但空气中弥漫着燥热。已经六月下旬了，按说该下几场透雨了，可天上连片云都没有。
凌晨两点，车终于开进韩家村。
村里静悄悄的，只有几声狗吠。我没回家，直接去了试验田。
月光下，王教授和两个农技员正在田埂上打着手电筒查看。见我来了，王教授快步迎上来：“你看！”
手电光照射下，玉米叶子已经开始卷曲，土壤干得发白。我蹲下身，用手刨了刨土——干土层已经达到十厘米深。
“这才刚开始。”王教授忧心忡忡，“如果半个月内再不下雨，抽穗期缺水，减产就是定局。普通农田没我们这里管理精细，情况会更糟。”
“走，去看看其他地。”我站起来。
我们开着车，在韩家村周边的农田转了一圈。情况确实不容乐观：小麦已经收割，留下的茬地干裂；谷子、高粱叶子发黄；大豆植株矮小。更让人揪心的是，一些山坡地的庄稼已经出现萎蔫现象。
“汾河水位怎么样？”我问。
“降得厉害。”王教授说，“现在全靠上游水库放水，但灌溉渠系年久失修，跑冒滴漏严重，到地头的水量只有三成。”
回到村委会，李书记也被叫起来了。听完情况后眉头紧锁：“我下午去各队转了一圈，大家也都着急。可眼下除了等雨，没什么好办法。”
“不能等。”我斩钉截铁，“李书记，您看这样行不行：明天一早，咱们拉着王教授，一起去王答公社找张书记。这场旱灾不是一个村的事，得全公社统筹应对。”
“对！”李书记一拍大腿，“我这就让人准备材料，把各队的旱情都统计上来。”
第二天天刚亮，我开着吉普车载着李书记、王教授直奔王答公社。
张书记听完汇报，二话不说就跟着下了地。五十多岁的老书记，挽起裤腿在地里走了两小时，眉头越皱越紧。
“走，回公社开会。”张书记拍掉手上的土，“把各生产队的书记、党员、种田能手，还有各村的族老，都叫来！下午两点，开抗旱紧急会议！”
王答公社的会议室从来没这么满过。
三十多个生产队的代表，加上公社干部，近百号人把会议室挤得水泄不通。窗户全开着，但屋里还是闷热，加上旱情带来的焦虑，气氛凝重。
张书记开门见山：“情况大家都看到了，老天爷不给脸，咱们不能干等。今天这个会，就是要集思广益，有什么抗旱的办法，都说出来！”
短暂的沉默后，一个老农站了起来：“张书记，我是红旗大队的王老汉。依我看，当务之急是修水渠。现在的水渠都是土沟，渗漏太严重，十成水到地里只剩三成。”
“对！”另一个生产队长附和，“可修水渠要砖要水泥，还要人工。现在正是农忙，抽不出人手啊。”
“人手可以挤。”韩家村的李书记发言，“我们村可以出二十个劳力，自带干粮。”
“我们队出十五个！”
“我们出十个！”
很快，修水渠的人工问题解决了。
接着，又有人提出：“光修主干渠不够，地头的毛渠也得整。我建议每个生产队组织‘抗旱突击队’，白天修渠，晚上浇水。”
“浇水也有讲究。”一位头发花白的族老慢悠悠地说，“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法子：玉米要‘深浇’，谷子要‘浅浇’，高粱要‘晚浇’。现在很多年轻人不懂，瞎浇一气，既浪费水，庄稼还不爱长。”
王教授赶紧记下来：“老人家，您说得对。不同作物需水规律不同，要科学浇水。”
会议开了整整四个小时。从修渠到浇水，从调度到管理，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竟然凑出了十几条具体措施。我担任“书记官”，把每一条都详细记录下来。
最后，张书记总结：“今天大家提的办法都很好，但到底管不管用，得实践检验。我提议，先在韩家村试点，验证这些办法的可操作性。韩浩同志，你们村敢不敢接这个任务？”
“敢！”韩浩站起来，“韩家村愿意当这个试点。但我们有个请求：需要公社协调一批青砖、水泥，还需要各队支援一些有修渠经验的老师傅。”
“可以！”张书记当场拍板，“公社仓库里还有五千块青砖，全拨给你们。水泥我去县里要。老师傅的事，各队今天就把名单报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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