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我的银行卡号多了一位。
起初以为是印刷错误，但Atm机和网银都显示同样的错误号码。
银行查不到正确记录，却坚持这就是我的卡。
接着，我的身份证号末位也变了。
手机通讯录里，家人的号码正在一个个变成乱码。
更可怕的是，今早镜子里我的脸开始模糊，像低分辨率的老旧照片。
而手机日历显示，明天是公元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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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是从一张银行卡开始的。
那天下午，我去公司楼下那家银行的自助机取点现金。插卡，输入密码，一切如常。就在我准备点击“取款”时，目光无意中扫过屏幕上显示的卡号。一串熟悉的数字，尾号是我特意选的生日组合“0815”。但好像……有点不对。
我皱了皱眉，凑近了些。屏幕的光有点刺眼。卡号是19位。
等等，19位？
我记得清清楚楚，银行卡号应该是18位。这张工资卡我用了快十年，闭着眼睛都能背出前六位和后四位。我下意识地掏出钱包，抽出那张已经有些磨损的卡片，举到屏幕旁边比对。
白色卡面上，凸印的数字……真的是19位。在原本应该是第18位结束的地方，多出了一个数字“7”。这个“7”印得和其他数字一样清晰，一样深浅，毫无突兀感，仿佛它从一开始就在那里。
印刷错误？我第一反应是这个。现在制卡这么不严谨了吗？我捏着卡片，翻来覆去地看。卡片质地、颜色、银行的LoGo浮雕、背面我的签名，都毫无问题。唯独这个卡号，像一条被悄悄拉长了一截的蛇，带着一种诡异的完整感。
我取消了取款，退卡，重新插入。Atm机读卡的声音依旧流畅。再次进入操作界面，屏幕上显示的，依然是那个19位的卡号。我试着用手机银行App登录，输入卡号时，我习惯性地只输了前18位，系统提示错误。当我迟疑着，尝试着输入那第19位的“7”时，登录成功了。账户余额、交易记录，一切正常，仿佛这个19位的卡号，天经地义。
这不对。肯定有什么地方弄错了。我直接去了银行柜台，想把这事弄清楚。柜台后的柜员是个年轻姑娘，听完我的描述，接过我的卡，在系统里查询。她的手指在键盘上敲打了一会儿，眉头微微蹙起，又核对了几次屏幕和手中的卡片。
“先生，”她抬起头，脸上是职业化的微笑，但眼神里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困惑，“系统里显示的就是这个卡号，19位的。没错的。”
“不可能，”我斩钉截铁，“我用了十年，一直是18位。你们系统是不是出错了？或者卡片被复制篡改了？”
“我帮您查一下开户信息和历史记录……”她又操作了一阵，然后很肯定地告诉我，“系统记录显示，这张卡开户时录入的就是这个19位的卡号。所有的交易流水也都是匹配这个卡号的。没有错误记录。”
她的语气平静而确定，像是在陈述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可这事实与我记忆中的完全相悖。我坚持要见经理。经理来了，态度更客气，但说法如出一辙：系统如此，卡片如此，这就是我的卡，没有问题。他们甚至暗示，是不是我记错了。
走出银行时，我后背出了一层细密的冷汗。不是愤怒，而是一种更深层的不安。印刷可能出错，Atm机显示可能出错，但银行的核心系统，怎么可能同时接纳一个“错误”的卡号，并承载了它十年的所有交易历史？除非……这个“错误”，在某个我所不知道的层面，已经被系统“认定”为正确。
这只是个开始。银行卡号的异常，像一根细小的刺，扎进了我原本规律生活的表皮之下，不深，但持续地散发着隐痛和异样感。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我需要在线填写一份申请表格，其中要录入身份证号码。我照例从抽屉里拿出身份证，对着数字一个个输入。输到最后一位时，我愣了一下。是“x”吗？不对，我的是数字。应该是……4？我记忆里末位好像是4。但身份证上明明白白印着的，是一个清晰的“9”。
我放下身份证，揉了揉眼睛，再拿起来看。还是“9”。我打开手机里以前拍的身份证备份照片——那是我两年前为了某个注册特意拍的。照片上，身份证号码的末位，赫然是“4”。
心脏猛地一沉。我翻出几份需要身份证复印件的重要文件：购房合同、保险合同。上面的复印件，号码末位都是“4”。可手里这张实体的、刚刚还用来在银行办理过业务的身份证，末尾却是“9”。
我打开国家政务服务平台的小程序，尝试用这个以“9”结尾的号码和人脸识别登录。系统验证通过，显示的信息是我的名字，我的照片，关联的社保、公积金号码也正确。但那个身份证号码，在系统里，就是以“9”结尾。
我瘫坐在椅子上，感觉房间里的空气变得粘稠而冰冷。银行卡号多了一位，我还能勉强用“系统漏洞”或“集体记忆偏差”这种荒唐理由来搪塞自己。可身份证号码，一个跟随每个人一生、具有法律效力的唯一编码，怎么可能改变？而且，改变的痕迹被抹得如此干净——除了我手头几张过时的复印件和那份模糊的记忆，全世界似乎都认可了这个以“9”结尾的新号码。
我开始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立。仿佛我被抛进了一个平行世界，这里的规则悄无声息地变了，而我，是唯一还记得旧规则的人。
紧接着，我的手机通讯录也出现了问题。
起初是母亲打来电话，屏幕上显示的却是一串杂乱无章的数字和符号，根本不是她用了二十年的那个号码。我接起来，确实是母亲的声音，关切地问我周末回不回家吃饭。我挂了电话，心惊胆战地去翻通讯录，发现存储为“妈妈”的联系人，号码已经变成了一串乱码。我尝试拨打父亲、妹妹的号码，手机直接提示“空号”。而通讯录里他们的名字下，也变成了类似的、毫无规律的字符。
我赶紧用微信联系他们。还好，微信还能用，他们的头像亮着，朋友圈照常更新。我发消息过去，也能正常回复。但一旦涉及到电话号码，那个属于现实世界最基础连接点的数字，就变得混乱而不可靠。
恐慌开始像藤蔓一样缠绕上来。数字，这些构成现代生活基石的抽象符号，似乎正在我身边逐一失效、扭曲。它们不再是指向确定事物的标签，而变成了滑腻的、会自己蠕动的活物。
然后，是镜子。
今天早上，我站在洗手池前刷牙。宿醉般的疲惫感沉重地压在眼皮上（我已经连续几天没睡好了）。我抬起头，看向镜中的自己。
镜面有些水汽，但并不太模糊。我看到一张脸，那是我的脸，三十岁出头，因为近期的心事而显得有些憔悴，下巴冒着青色的胡茬。
但……有点不对劲。
不是五官改变了，而是清晰度。整张脸，包括头发、皮肤、五官的轮廓，都像是蒙上了一层极薄的、半透明的毛玻璃，或者像是低分辨率的老旧照片被强行放大后的效果。边缘不再锐利，细节变得浑浊。尤其是眼睛，本该是清晰的虹膜纹理和瞳孔，现在看起来只是两个颜色略深的、有些氤氲的色块。
我眨了眨眼，凑近镜子，用手抹去上面的水汽。镜面变得光滑清晰，能映出瓷砖的缝隙，能映出水龙头的金属光泽。唯独我的脸，依然保持着那种令人不安的“低像素”状态，与周围清晰的环境格格不入。我试着做出表情，镜子里的脸也相应地扯动嘴角，或皱起眉头，但所有的表情都像是隔着一层磨砂玻璃在看，失真，迟滞，缺乏生动感。
这不是近视，不是眼花。这是一种实实在在的“降质”。仿佛构成“我”这个存在的图像数据，正在被某种力量压缩、损耗，或者……覆盖。
我踉跄着退后几步，背脊撞在冰冷的瓷砖墙上，才勉强站稳。镜子里的那个模糊的“我”，依旧静静地站在原处，用那双看不清细节的眼睛，“望”着现实中的我。
巨大的恐惧攫住了我，冰冷，粘稠，几乎让我窒息。我逃也似的离开了卫生间，跌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双手捂住脸，手指冰凉。我需要抓住点什么，一点确定的东西。我摸索着拿起放在茶几上的手机。
屏幕亮起，需要指纹解锁。我把拇指按上去。识别成功。主屏幕显示出来，时间和日期 widget 挂在左上角。
我的目光凝固了。
时间：上午 8:47。这看起来正常。
日期：
公元
年 1 月 1 日，星期三。
一万年。一月一日。
我盯着这行字，大脑一片空白。先是试图理解，然后是荒谬感，最后，所有的情绪都被更浩瀚、更死寂的冰冷所吞没。
这不是显示错误。手机联网自动校准时间。我手动点进日期设置，里面赫然也是“-01-01”。我尝试修改，系统提示“日期超出可设置范围”。
一万年。从我所知的现在，到手机显示的“未来”，横亘着将近八千年的虚无。
我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客厅里很安静，能听到冰箱低沉的运行嗡鸣，能听到窗外遥远街道上模糊的车流声。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在地板上投下一条亮黄的光带，灰尘在其中缓缓飞舞。
一切看起来都那么真实，那么日常。
但我手里的手机，显示着万年之后的日期。
镜子里的我，面目模糊。
通讯录里，至亲的号码变成了无法解读的乱码。
身份证和银行卡，有着我不认识的“正确”号码。
我慢慢抬起头，目光没有焦点地落在空气中的某处。皮肤能感受到阳光的暖意，鼻腔里是房间熟悉的气味，指尖能触摸到沙发布料的纹理。
这些感觉，是真实的吗？还是说，连这些触觉、嗅觉、温觉，也像那些数字一样，是正在被悄然篡改、逐步覆盖的数据流？
如果连“我”的脸，在反射光线的镜中都开始模糊、失真。
如果记录“我”存在的数字编码，正在被系统无声地替换。
如果时间这个最基本的坐标，也展示出如此荒谬绝伦的跨度。
那么，“我”是什么？
是那个记忆里卡号18位、身份证尾号4的“我”？
是系统中卡号19位、身份证尾号9的“我”？
是通讯录里一串乱码试图联系的“我”？
是镜中那张分辨率不断降低的模糊脸孔？
还是……在这个阳光明媚、仿佛一切正常的“公元年1月1日”的早晨，坐在这间安静客厅里，正在思考“我是什么”的这一缕即将消散的意识？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有一种更改，超越了系统漏洞，超越了记忆偏差。它更底层，更绝对，更寂静无声。它不是在修改关于我的记录。
它是在……覆盖“我”本身。
而这个过程，似乎已近尾声。
手机屏幕暗了下去。我却没有力气再去点亮它。
我只是坐着，等待着，那最终覆盖完成的时刻到来。
或者，那覆盖从未开始，也永远不会完成。
或许，“错误”的从来不是系统。
而是，居然曾经存在过一个“正确”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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